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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同意将性手枪乐队移交给维珍，但同时也要乐队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我们握手言欢，然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维珍已经提出接纳性手枪乐队，”希尔说，掩饰不住的如释重负。
“太好了，”麦克拉伦边说边朝我伸出手，“下午我就去你的办公室。”
一般和人谈60秒钟，我就可以决定是否相信他们。当我看到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紧身黑裤和尖头鞋时，我怀疑同他做生意是否容易。那天下午他没有在维珍出现，第二天也没回电话，尝试四次后，我放弃了，他知道怎么联系我，但是他不打电话。
1977年3月9日，麦克拉伦把性手枪乐队签给了A&M唱片，签约仪式就在白金汉宫外举行，这4个无赖排成一列，高声辱骂王室。这支乐队只是4个平常的小鬼，但是他们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玩于鼓掌。
我坐在桌子边想着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这人。他手上有张王牌——一支可以转变维珍嬉皮士形象的乐队。百代唱片嘲笑维珍，称我们是“伯爵庄园的嬉皮士”，且不说我们没有住在伯爵庄园旁边，这个名字就够损人了。我们受限于贡和迈克·奥德菲尔德，虽然他们带来的收入可观，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嬉皮士乐队，任何朋克乐队都不愿与我们签约。维珍唱片必须改变，性手枪乐队能帮我们。
“每个乐队都有风险，”A&M唱片的总经理德里克？格林故做轻松地告诉记者，“但是在我看来，性手枪乐队比绝大多数乐队的风险小。”
A&M唱片公司举办了一个聚会庆祝同性手枪乐队签约，但性手枪讨厌他们，也讨厌任何其他唱片公司——至少他们假装如此，认为唱片公司是资本家，只会压榨他们赚钱。乐队的鼓手“邪恶西德”签约仪式后立刻放纵自己，砸坏了德里克？格林的办公室，到处呕吐。我一听到这些，立刻拿起电话尝试做最后的努力。果然，德里克？格林放弃他们。
“我能同他们签约吗？”我问。
“如果你能招架得住，我们实在没办法。”
性手枪乐队收到了A&M唱片7万5千英镑的违约金，加上百代唱片5万英镑的违约金，除了说粗话和呕吐捣乱，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赚了12万5千英镑。性手枪乐队再次寻找唱片公司。
我开始对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如此熟稔的商业手法很欣赏，现在性手枪成为国内最令人厌恶的乐队，在所有向物质化投降的朋克乐队中，性手枪依然不改本色。他们有首单曲叫做《上帝拯救女王》，我知道他们想在1977年7月的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发行。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不喜欢我，觉得我是个嬉皮士出身的商人。但是好几个星期过去，纪念日越来越近，没人来同性手枪签约，维珍或许是唯一一家。1977年5月12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终于来见我们，谈判双方的处境对换，维珍用1万5千英镑签下性手枪在英国的权利，外加5万英镑的海外发行权。
“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麦克拉伦问我。
“我知道，”我向他保证，“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从签下性手枪的那刻起，麦克拉伦想方设法摆脱我们，诱使我们毁约。让他惊骇和困惑的是，我们不为所动，如期发行了《上帝拯救女王》。它被BBC禁止播放，但飞速上升到排行榜第二的位置。它本来应该是第一名，但是像维珍和“主人之声”等唱片店的销售数字被排除在排行榜的统计之外。
1977年7月女王登基周年纪念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租了艘泰晤士河的游乐船，沿河向下议院驶去。警察怕出事，派了两艘警察艇尾随而至。等到我们靠近下议院，乐队拿出吉他和鼓槌，吼出他们自己改编的国歌版本：
上帝拯救女王，
这个法西斯政权，
把你变成笨蛋，
成为潜在的氢弹。
上帝拯救女王。
她简直不是人，
英格兰的梦想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没有未来！
警察驶进我们，要求乐队停止演奏，但我们的船有乐队演奏证，所以警告无效。这让人回想起当年甲壳虫乐队在“苹果”录音棚的屋顶上现场演奏时，警察也曾拔掉他们的插头。警察登上我们的船，把我们带回了码头，并逮捕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因为他情绪激动地反抗，大叫，“法西斯猪！”
那个星期《上帝拯救女王》的销量超过了10万，很显然它是最畅销的唱片，但是《冠军排行榜》和BBC宣布洛德？斯图尔特才是第一。《上帝拯救女王》被电视和电台禁放，在我们看来，这是笔好买卖：禁得越严，卖得越好。
性手枪是维珍的转折点，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乐队。他们不但让维珍重新出名，而且让我们开始做朋克摇滚。性手枪成为全国焦点：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市井小民，都听说过性手枪。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指出的那样，“比议论更糟的是没有批评。”1977年除了周年纪念本身，性手枪比任何事情更多的报纸版面，恶名成了他们的无形资产，绝大多数报道是负面的，但是15年前滚石乐队出道时也是如此。
1977年11月，维珍发行了《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唱片封面是天才的设计，从报纸标题上剪下，字体好像绑架者的恐吓信。维珍商店在窗户上贴好黄色大海报，为唱片做广告，不奇怪，这样会冒犯某些人。一天，我们在诺丁汉的商店经理由于违反1889下流广告法案被捕了。10年前我因为学生咨询中心为性病患者提供帮助而做广告，违反了同一个法案被捕过。我马上打电话给从前为我辩护的约翰？莫蒂默。
“恐怕我们再次违反了下流广告法案，”我告诉他，“警察说我们不能用‘阉牛’这个词。
“阉牛？”他问，“用阉牛究竟哪里错了？它是我的口头禅。”
“他们要我们删除性手枪的海报中‘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这句话，他们威胁要禁止这张专辑。“他告诉我，我们需要一名英语教授作为语言学顾问，教授能够为我们定义’阉牛‘的准确定义。因为案子发生在诺丁汉，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诺丁汉大学。
“请问我能同你们的语言学教授交谈吗？”我问。
“詹姆士？金斯利教授。”接线的女士说。
我被接进来，解释了情况。
“你的一位员工因为展示‘阉牛’而被捕？”金斯利教授说，“阉牛这么重要！事实上，‘阉牛’这个词是十八世纪时牧师的外号。然后，因为牧师一般看起来在布道中太多的废
话，所以这个词渐渐有了‘垃圾’的含义。“
“所以‘阉牛’这个词真正的意思要么是‘牧师’要么是‘垃圾’？”我确认了一次，保证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对，”他说。
“你愿意在法庭上作证吗？”我问。
“十分乐意。”他说。
我喜欢这个案子。警方检控官决心赢得显然有全国影响的案件，我们的商店经理被反复询问，承认他在商店橱窗上突出展示了性手枪的海报。警官书面陈述了由于他正在张贴这个攻击性的海报而怎么被捕的。这个警察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为公众做了很好的服务，期望为此受到赞扬。
“没有问题了。”约翰？莫蒂默说，此时他正被邀请盘问警察。
不仅是失望，警察只好坐下。
“我想传出我的证人，”约翰？莫蒂默站起来说，“詹姆士？金斯利教授，诺丁汉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当詹姆士？金斯利教授又一次解释“阉牛”一词的由来和含义时，约翰？莫蒂默靠近看着他，象是努力加强他的想法。
“所以，金斯利教授，你是说这次指控的基础，‘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这句话应该更准确地翻译为‘别理会牧师，性手枪在这’？” 约翰？莫蒂默问。
“我是这个意思。或者它的意思是‘别理会垃圾，性手枪在这’。”
约翰·莫蒂默让法庭安静了一下。
“‘别理会牧师，性手枪在这’，”他沉思道，“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嗯，我没什么补充了。听起来是个奇怪的唱片名，但是我不认为教会会在意。”
金斯利教授也同意。
然后，检控官在这点上给金斯利教授压力，问他怎么能确定没有牧师会受到伤害。金斯利教授接着亮出了王牌，他翻下马球衫衣领露出脖套。金斯利教授也被称作尊敬的金斯利。这以前是牧师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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