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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试图关闭我们的庄园，录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们的一个邻居老觉得他能听见音乐无法入睡，一直呼吁拒绝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如果我们不能在晚上录音，那么同其他录音棚相比没什么优势，乐队将不会从伦敦跑过来。
我们同这邻居展开了秘密的战争。在录音棚装好一堆锡罐，拴住底部的长绳延伸到马路，我们就整夜坐在篱笆旁，抓住长绳，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过时发出的沙沙声。但是我们得注意邻居，当听见他过来时，我们猛拉绳子，让录音棚内所有的罐子在哐当作响，无论音乐家在做什么，他们都必须立刻冲进庄园，开始装作喝咖啡，邻居所能看见的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旁。或者当他开始报警时，相同的把戏也会产生效果，警车快到时，我们立即拉绳子，几次错误的报警后，警察就不再来了，但是这个邻居仍然阻止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
当保罗和琳达来庄园录制《被通辑的乐队》时，我们依旧在玩这套把戏。那已是6月，夜晚安静却闷热，茉莉花香穿过田野。琳达？麦卡特尼一直开着录音棚的门呼吸新鲜空气，我在门口放哨，偶尔听见一点点音乐，我就跑回去关门。当我回到篱笆边时，我听见琳达？麦卡尼拉开门大喊：“谁一直在关这该死的门？”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那星期没有出现。
一天前门铃响，一对老夫妇站在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和那位邻居——索特尔先生相处不快，当我们告诉他们索特尔是唯一反对我们的邻居时，他们告诉我们索特尔当初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他们当时想改建旁边的谷仓给老妈妈住，但是索特尔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们给了他500英镑，索特尔先生就撤回了上诉。
“他就是要回扣，”夫妇俩说，“有人应该教训他。”
第二天我带了微型录音机，把一只麦克风插在衬衫里，顺便去看望索特尔先生，问他是否能撤销上诉，否则我将有破产的危险。
“嗯，我这些申诉造成了巨大的开支，”他说，“如果你支付开支，我将考虑收回。”
“多少钱？”我问。
“5千英镑。”
“这可是个大数目，”我说，“你一定请了个律师事务所打这场官司。”
“是很贵，”索特尔先生说。
“那我是否应该给你的律师开张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钱给我就行了。”
我答应会考虑他的要求，当天下午就写了封信给他，里面有复制的录音带，建议他最好撤诉。从此我再也没听说过他，庄园也允许在晚上录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刚满22岁，克里斯蒂只有20岁，去年5月我们才认识。我仍然还保存着一张婚礼前发出的请柬，上面写着：“克里斯蒂和我决定结婚，我们认为这是举行聚会的好理由。届时有一头烤猪提供，所以请过来搞定；‘脚手架’乐队将进行演奏。”
庄园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在这里举行完美的聚会。我们有乐队，幽深的庭院，装有古代壁炉的大房间，还可以去河里游泳。
我喜欢享受聚会的乐趣，聚会是在维珍生活的重要部分。毕竟，如果招待员和经理们面对面地相会，如果有问题他们就更愿意互相帮助，同样地店员会认识唱片公司的职员，等等。在维珍我们经常举行员工聚会，常常在周末远离工作，这样人们能真正发泄情绪。这些年里，虽然聚会越变越大，但是主题通常还是一样：整晚无所顾忌地玩闹。在一次聚会上员工们把我赤裸裸地铐在旅馆外的栏杆上，我设法用砖头敲掉了手铐，然后拿着消防水管冲进了餐厅大肆喷水，自那以后布莱顿和朴利茅斯附近大多数的旅馆都拒绝我们入住。
我们的野餐婚礼是一场盛宴，参加的有全村居民、维珍全体员工和当时的许多摇滚乐队。婚礼那天始终有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在教堂等待克里斯蒂到来时，一辆大型拖车开始沿着小道向我们挤过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瘦小的老夫人穿着蓝色套装，戴着蓝色帽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我来得不算太晚吧？”奶奶大声叫唤。
她的轿车在牛津被拖车撞上了，所以她押着拖车司机带她来参加我的婚礼。
父母送给我们一辆漂亮的老宾利车作为结婚礼物，配备着红色皮座椅和胡桃木仪表盘。克里斯蒂的伴娘是她的妹妹玛丽尔，我的伴郎是尼克，在婚宴上很显然他们间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然后那天晚上他们就去了庄园里的一个房间。到克里斯蒂和我度完蜜月回来的时候，尼克和玛丽尔已经宣布他们也要结婚了。
尼克和玛丽尔结婚甚至比克里斯蒂和我还要快，他们于1972年冬天举行了婚礼，距他们认识仅有5个月。克里斯蒂和我发现这次婚姻让人令人不快：我和尼克在南码头路整天相处，然后傍晚我又看见他和玛丽尔在一起。不幸的是，克里斯蒂来英格兰的一个原因就是逃离她的家庭，而现在她发现她和她妹妹嫁给了两个实际上整天穿一条裤子的男人。说乱伦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以前两人一体管理维珍的尼克和我竟然都结婚了。
从1972年冬天到1973年春天，迈克·奥德菲尔德一直住在庄园里面，录制“管状的钟”，我想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和沉迷于录音技术的汤姆？纽曼一起呆在那，不停地推敲录音。芒迪仍然住在那，一个星期五晚上克里斯蒂和我驾车去庄园时，我们就发现迈克、汤姆和芒迪坐在地板的垫子上，靠着熊熊大火，倾听最近的录音带，他们已经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管状的钟”终于在1973年准备发行了。西蒙带着录音带参加了爱尔兰唱片公司的销售会议，他们将分销这张专辑。他们都在伯明翰附近一所旅馆的大会议室里，已经听了数小时的音乐，西蒙放出“管状的钟”，他们完整地听了第一面，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这是西蒙的首次销售会议，所以他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后来他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屋子对生活厌烦的销售员为一张新唱片鼓掌欢呼。
1973年5月24日，维珍唱片首次发行了四张专辑：迈克·奥德菲尔德的《管钟》，贡的《飞行茶壶》、《庄园生活》（一场由Elkie·布鲁克斯指挥，在庄园举行的摇滚爵士乐即席演奏会），德国浮士德乐队的《浮士德的磁带》。
对于摇滚和流行音乐，1973年是特别的一年，那个夏天单曲排行榜的统治者是迷人摇滚，专辑排行榜的头名是大卫·鲍威的《阿拉丁健康》（Aladdin Sane），接下来是甲壳虫乐队1962…1966和1967…1970两张专辑，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亮的暗边》，卢？里德的《变压器》和罗克西音乐的《为了你的高兴》
面对竞争，我们不得不努力奋斗，使维珍首次发行的4张专辑引起注意，除了《庄园生活》，那确实仅仅是摇滚爵士音乐的即席演奏会，其他的3张专辑都卖得很好。浮士德乐队得到新闻界的交口称赞，《音乐制作人》说“浮士德乐队可能是长期以来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原创乐队”，《新音乐特快》把浮士德乐队评选为最酷的乐队。我们用单曲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专辑，立即引起抢购，专辑马上登上了排行榜第28位。这种营销策略为新品牌维珍唱片吸引了众多眼球，虽然初衷可谓是有勇无谋。
每张唱片40便士，浮士德乐队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张唱片，接下来一个月又卖出10万张。他们做的是非常深奥的音乐，事实上，他们以前是同德国古典音乐品牌德国Grammophon签约，由这点可以看出他们音乐的复杂性；关于他们专辑的封面，西蒙和他们的经理Uwe Nettelbeck去了西伦敦的欧洲花楸画廊，在那他们选择了圣布里奇特·赖利的画——“升起”。一次他们在伦敦举行音乐会前，在路边停下，邀请一位正在用气压钻孔机的建筑工人去音乐会，在演奏时让他上台在一块块水泥上钻孔。
其他3张我们发行的专辑零售价格是通常的2？19英镑，贡的《飞行茶壶》表现挺好，《音乐制作人》写道：“一旦他们停止反复低唱电台格言和一杯杯茶，唱片就会真得非常优秀：流动的摇滚主题，中间被怪异的效果打断。很遗憾很多音乐被隐藏在抒情歌词后。”贡的吉他手是史蒂文？希里奇，他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吉他手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和贡在一起有点大材小用。显然贡不可能威胁平克？弗洛伊德的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