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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以李毅任刺史。
＇7＇齐武闵王既得志，颇骄奢擅权，大起府第，坏公私庐舍以百数，制与西宫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绍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又与书，以为：“唐、虞茅茨，夏禹卑宫。今大兴第舍及为三王立宅，岂今日之急邪！”逊辞谢之，然不能从。
＇7＇齐王司马如愿以偿，颇有些骄纵奢侈而独揽大权，大规模地建造府第，拆毁公私房屋上百处，格局规模与西宫相当，在朝廷内外失去声望。侍中嵇绍给惠帝上奏章说：“存在而不忘失去，是《易经》很好的警戒。我希望陛下不要忘了在金墉城之困，大司马不要忘却颍上之败，大将军不要忘了黄桥之败。那么祸乱的发端就无从开始了。”嵇绍又给司马写信，认为：“尧、舜茅屋不修剪，夏禹住低矮的宫室。现在大兴土木建造房舍和给三个亲王建造宅第，难道是今天所急于做的事吗？”司马用谦逊客气的话来认错，但并不采纳。
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用不均，嬖宠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府，即加考竟。南阳处士郑方，上书谏曰：“今大王安不虑危，宴乐过度，一失也。宗室骨肉，当无纤介，今则不然，二失也。蛮夷不静，大王谓功业已隆，不以为念，三失也。兵革之后，百姓穷困，不闻赈救，四失也。大王与义兵盟约，事定之后，赏不逾时，而今犹有功未论者，五失也。”谢曰：“非子，孤不闻过。”
司马沉湎于宴饮嬉乐中，不上朝，而在自己府第里坐受百官的叩拜，用符节向各官署发号施令。任用官吏不讲原则，使亲宠小人掌握权力。殿中御史桓豹奏报情况，没有先经过司马的府署，司马就加以考问追究。南阳隐士郑方，上书劝谏司马说：“现在您居安不思危，宴饮玩乐超过限度，是失误之一。皇族骨肉之间本不应当存有细小的芥蒂，现在则不是这样，是失误之二。四方蛮族、夷族并不宁静，您却说功业已经十分盛大，不把蛮夷事务放在心上，是失误之三。战乱之后，百姓贫穷疲困，却没有听说曾经赈济救援，是失败之四。您曾与讨伐司马伦的各路举义之师在神前盟誓约定：战争成功后，及时奖赏，但现在还有未曾被论功受赏的人，是失误之五。”司马感谢说：“不是您，我就无法听到过失。”
孙惠上书曰：“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锋刃，一难也；聚致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均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兴复皇业，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处其不可而谓之可，惠窃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亲推近，委重长沙、成都二王，长揖归藩，财太伯、子臧不专美于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贪权势以受疑，虽遨游高台之上，逍遥重墉之内，愚窃谓危亡之忧，过于在颍、翟之时也。”不能用，惠辞疾去。谓曹摅曰：“或劝吾委权还国，何如？”摅曰：“物禁太盛，大王诚能居高虑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不听。
孙惠上书说：“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您却全部具备：不避艰险锋芒迎头而上，是一难；聚集英雄豪杰，是二难，与将士官兵分担劳苦，是三难；以弱胜强，是四难；振兴恢复帝业，是五难。四不可：不可长久地享受大名，不可长久地夸耀大功，不可长久地把持大权，不可长久地保持大威。您做那些难事而不以为是难，处在不可的境况却还说这样可以，这是我内心感到不安的地方。您应该考虑功成身退之道，尊崇推举亲近的人，把重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谦逊有礼地返回封地，那么辞让天下的吴太伯、辞让国家的曹子臧就不会在历史上独占美名了。现在您忘却高高至极的危险，贪婪权势则受疑忌，即使在官位的高台上面遨游，在宫城重地自由来往，我认为这危险覆亡的忧虑，超过了兵败颍川、阳翟的时候。”司马没有听取，孙惠称病辞离而去。司马对曹摅说：“有人劝说我放下权力返回封国，怎么样？”曹摅说：“事物都禁忌太盛，您如果确实能身居高位而考虑到危亡，撩起衣服离开这里，这是善策之中的善策。”司马也没有听。
张翰、顾荣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引去。荣故酣饮，不省府事，长史葛以其废职，白徒荣为中书侍郎。颍川处士庚衮闻期年不朝，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逃于林虑山中。
张翰、顾荣都忧虑灾祸即将来临，张翰因为秋风吹来，怀念起故乡的菰菜、菜汤、鲈鱼片，感叹道：“人生在世最难得的是舒服自在，富有和显贵有什么用？”随即引退离去。顾荣则故意开怀畅饮，不去过问府中事务，长史葛
因为他荒废职守，向司马汇报，把顾荣贬为中书侍郎。颖川隐士庾衮，听说司马整年没有上朝，慨叹道：“晋朝衰微了，祸乱即将兴起！”带领妻儿逃到林虑山中避难。
王豹致笺于曰：“伏思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者，乃事势使然，非皆为不善也。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乃复寻覆车之轨，欲冀长存，不亦难乎！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王方以方刚强盛之年，并典戎马，处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据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见其福也。”因请悉遣王侯之国，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自为南州伯，治宛；分河为界，各统王侯，以夹辅天子。 优令答之。长沙王见豹笺，谓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下打杀！”乃奏豹谗内间外，坐生猜嫌，不忠不义，鞭杀之。豹将死，曰：“县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王豹给司马去信说：“我考虑从元康年间以来，在位的宰相，没有一个人在职任上获得善终，这是事态情势所造成的，不是他们都做了不好的事。现在您平息了祸乱，使国家安宁平定，却又沿着翻车的轨道走，想希望长期在位，不也是很难的吗？现在河间王在关右培植自己的根系，成都王固守在当年曹魏属地而不肯离开，新野王在江、汉地区得到大片封地，这三个亲王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都掌管着军队，把持在要害的地方，而您靠难以再赏赐的大功，凭震慑君主的威势，独自控制京都，总揽朝政大权，再进一步则物极必反，而退下来就将处于荆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期望求得安稳，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因此请求将王侯的封国进行调换，按照周朝时周公、召公分治的办法，让成都王为北州伯，统治邺都地区；司马自己为南州伯，统治宛都地区。以黄河为界，各自分别管理北方南方的王侯。来共同辅佐天子。对王豹的信，司马态度温和地作了答覆。而长沙王司马看了王豹的信，对司马说：“这小子挑拨离间我们骨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把他在铜驼下打死！”司马就启奏王豹离间朝外内官员，凭空制造猜疑、怨恨，不忠不义，应该用鞭子抽死。王豹临死前，说：“把我的头悬挂在大司马府的门前，我要亲眼看着兵士攻打齐王！”
以河间王本附赵王伦，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与长史李含不平。含被征为翊军校尉，时商参军事，夏侯兄亦在府。含心不自安，又与右司马赵骧有隙，遂单马奔，诈称受密诏，使诛，因说曰：“成都王至亲，有大功，推让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政，朝廷侧目。今檄长沙王使讨齐，齐王必诛长沙，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必可禽也。去齐立成都，除逼建亲，以安社稷，大勋也。”从之。是时，武帝族弟范阳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上表陈罪状，且言：“勒兵十万，欲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共会洛阳，请长沙王废还第，以颖代辅政。”遂举兵，以李含为都督，帅张方等趋洛阳；复遣使邀颖，颖将应之，卢志谏，不听。
司马因为河间王司马原来依附赵王司马伦，心里常常忌恨他。梁州刺史安定人皇甫商，对司马的长史李含不满。李含被征召担任翊军校尉，这时皇甫商任司马的参军事，夏侯的哥哥也在司马府做事。李含心里很不自在安稳，又和司马的右司马赵骧不和，于是一个人骑马逃奔回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