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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自己是同年呢！因躲避嫌疑而放弃人才，这是便利自身的做法，而不是舍身为公的态度啊。”宪宗说：“讲得好。朕知道你肯定不会私情用事的。”于是，宪宗催促元义方前去就任。
＇2＇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
＇2＇振武处的黄河泛滥，冲毁了东受降城。
＇3＇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膻，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3＇三月，丙戌（二十八日），宪宗驾临延英殿，李吉甫进言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作乐。”李绛说：“汉文帝时，兵器钝弊，没有锋刃，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贾谊且尚认为这是将火种放到堆积着的木柴下面，不能够说这是安定的。现在，朝廷的法纪号令不能够控制的地区，有河南、河北五十多个州；异族秽恶的气息，近处已经与泾州与陇州连接，边防上的烽火屡次报警；再加上水旱灾害经常发生，库存的粮食空匮乏用，这正是陛下应当天亮以前就起床，傍晚时分才进食时，怎么能够将现在称为太平，忙着作乐呢！”宪宗高兴地说：“你的话恰好符合朕的心意。”退朝以后，宪宗对身边的人说：“李吉甫专门阿谀献媚，像李绛那样，才是真正的宰相哩！”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事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德宗邪！卿辈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畏朕谴怒而遽止也。”
宪宗曾经询问宰相：“贞元年间办理政务不甚修明，为什么竟会达到那般地步？”李吉甫回答说：“德宗听凭自己超人的智力行事，不肯信任宰相，却要信任其他的人，这就使邪恶的臣下能够趁机恃势玩弄权柄。办理政事不甚修明，主要由于这个原故啊。”宪宗说：“然而，这也不一定都是德宗的过错。朕幼年在德宗身边，看到每逢事情有成败优劣之分时，当时的宰相也没有再三坚持奏陈的，都贪恋俸禄，但求眼前平安度日，现在，怎么能够专门将过错归给德宗呢！你们这些人最好以此为戒。如果事情有对错之分，应当尽力陈述不止，不要害怕朕会发怒而赶忙闭口不言啊！”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上早：“绛言是也。”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
有一次，李吉甫说：“人臣不应该固执地一味进谏。让君主喜欢，臣下安宁，不是也很好吗！”李绛说：“人臣应该敢于冒犯圣上的威严，讲出逆耳但又恳切的谏言，指明并陈述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假如使君主陷在邪恶之中，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忠于君主呢！”宪宗说：“李绛说得对啊。”李吉甫来到中书省，躺在那里，不肯办事，只是长吁叹气罢了。有时候，李绛很长时间没有进谏，宪宗便追问他说：“难道是朕不能够容纳你的意见吗，还是没有事情应该进谏呢？”
李吉甫又尝言于上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废。陛下践阼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上顾李绛曰：“何如？”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后旬余，于入对，亦劝上峻刑。又数日，上谓宰相曰：“于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又有一次，李吉甫告诉宪宗说：“奖赏与惩罚，是人君的两大权柄，不能够偏废。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施行的恩泽够深厚的了。只是刑罚未能振举，朝廷内外官员松懈懒惰，希望更为严厉地执行刑法，以便使内外官员振作起来。”宪宗看着李绛说：“这种说法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帝王的政务，推尚仁德，而不是推尚刑罚，怎么能够丢开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榜样，反而去效法秦始皇父子呢！”宪宗说：“对。”十多天后，于入朝奏对，也劝说宪宗实行严刻的刑罚。又过了几天，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于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他劝说朕实行严刑峻法，你们知道其中的用意吗？”宰相们都回答说：“不知道啊。”宪宗说：“他这是打算让朕失去人心罢了。”李吉甫惊慌得变了脸色，退朝以后，一整天都在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发笑。
＇4＇夏，四月，丙辰，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上嘉群谠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固不奉诏。章三上，上乃从之。
＇4＇夏季，四月，丙辰（二十九日），宪宗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学士的职务一如既往。宪宗嘉许崔群的正直，命令翰林学士：“从今以后，凡是奏请事由，一定要在取得崔群的签名连署以后，才能将奏疏进上。”崔群说：“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如果一定这么办，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物担当翰林学士的长官，便会使官位处于下级的人们的直切进言无法进献上来了。”崔群坚决不肯接受诏命，经过三次上奏，宪宗才听从了他的主张。
＇5＇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赋。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5＇五月，庚申（初三），宪宗对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屡次提到淮南、浙江地区去年发生了水旱灾害，近来有一个御史从那里回来，谈到那里的情况还不至于造成灾害，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李绛回答说：“我考察了淮南、浙西、浙东进奏的文状，都说发生了水旱灾害，人民多数流离失散，请求朝廷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担心朝廷加罪于他们，难道他们肯在没有灾情的情形下，胡乱去说本地遭受了灾害吗！这种不至造成灾害的说法，大约是御史打算做奸邪逢迎的事情，以期讨得陛下的欢心罢了，我希望得知发言人的姓名，加以按察，依法制裁。”宪宗说：“你讲得对啊！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国家听说发生了灾情，应该赶忙去救济人民，怎么能够还要怀疑灾情发生与否呢！朕适才所说，有欠深思，是朕说错了。”于是，宪宗命令赶快免除淮南和两浙的赋税。有一次，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谈论治国之道，当时天色向晚，暑气甚重，汗水湿透了宪宗的衣服，宰相们担心宪宗身体困倦，便请求退下，宪宗挽留他们说：“朕进入宫廷后，接触到的只有宫女和宦官罢了，所以朕喜欢与你们谈论治国的要领，绝不感到困倦。”
＇6＇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6＇六月，癸巳（初七），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的官职退休。
＇7＇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为太子，更名恒。恒，郭贵妃之子也。诸姬子沣王宽，长于恒；上将立恒，命崔群为宽草让表，群曰：“凡推已之有以与人谓之让。遂王，嫡子也，宽何让焉！”上乃止。
＇7＇秋季，七月，乙亥（十九日），宪宗将遂王李宥立为太子，给他更改名字叫做李恒。李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