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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扬不屑再看。
院坝里，空荡荡地，渺无人影。
隔了一阵，才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无声无息地在院子里出现了。他的头发雪白，满脸花白的胡须又浓又密，像刺猬的箭毛一样遮住脸庞，只露出一对滞涩的眼睛。他糊里糊涂地沿着院坝，用一双枯黑的脚板，机械地神经质地独自跑步……也许，这个人就是老大哥说过的，那个老疯子？
又隔了一阵，才看见，几个骨瘦如柴的人，赤着脚，慢吞吞地也到院子里来了。他们似乎只会按照迂缓的习惯动作，缓缓地散步，眼神灰暗而迟滞，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张望。他们很少抬头上望，最多，只用冷冷的目光，微扫一下楼上新来的人。像根本没有发现刘思扬似的。只有一个稍微年轻点的，提了个瓦盆，在给那几株小树洒水，仿佛无意之间，多看了刘思扬一眼，但也只是多看一眼，再没有更多的表示。
真是个冰冷的世界。刘思扬对于铁窗生活，早已逐渐习惯了。不管是在二处，或者渣滓洞，他都得到过无数同志式的友爱和关心。一张字条，几句鼓励的话，轻轻的一个微笑，和那些在牢房阴暗角落的墙壁上坚贞的题词……都使他感到是和集体生活在一起，免除了冷淡和寂寞。可是，走进白公馆的第一分钟，那种可怕的寂寞，就开始使他心里发凉。此刻他的这种感觉，更沉重了，比成岗带给他的更加沉重。这里的人们面目呆滞，几乎没有表情，多年的囚禁生活，似乎使他们失去了欢笑的可能。同样是中美合作所里的集中营，但是，渣滓洞和白公馆大不相同。白公馆关的人少些，尽是案情严重的人。他们不是用日、月，而是用年岁来计算时间。那些苍白而衰弱的人，许多是被捕了十年八年的，他们被埋在活棺材里，也许早已丧失了对自由的怀念。
也许，这里有党的组织？但是刘思扬无法相信，这里能出现渣滓洞那样狂热的斗争。
刘思扬冷静地观察着，过了几天，他进一步发现白公馆集中营情况的复杂。这儿关的人不多，但什么样的人都有。住在成岗和刘思扬隔壁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黄以声，身材魁伟，是国民党东北军的军长，特务称他“黄先生”，生活受优待，很少和人讲话，成天靠着栏杆，或者迈着机械的军人步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走到尽头就来一个立正动作，再向后转，再机械地前进。他喂着两只猫，一大一小，散步时，溺爱地把猫抱在怀里，轻轻地叫“乖乖，乖乖”。刘思扬没有和他讲过话，大概成岗和他也没有往来。只是前两天，一只小猫不见了，他四处寻找之后，偶然走过窗前，才对成岗和刘思扬说了一句话，问他们看见了他的小猫没有。
黄以声身边，时常出现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孩子的身子特别细弱，却长了一个圆圆的头。这是谁的孩子，怎么出现在集中营里？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长着一双聪明诱人的眼睛，不像是特务的小孩。每天，这孩子都带着书，晃着一个大脑袋，到黄以声房间里去。刘思扬见过这孩子几次，那个奇怪的孩子并没有被刘思扬的铁镣惊跑，相反地，孩子靠近一步，抓住门上的铁条，踮起脚尖，把又大又圆的脑袋，伸进了风门，大胆地问他：“你是从渣滓洞来的？”
刘思扬深深地惊诧了，这孩子怎么知道他的底细？“你看你嘛，”小孩笑了，小手摸着下巴。“胡子好长哟！你在渣滓洞起码关过大半年！”
刘思扬摸摸自己满腮的胡须，完全被孩子的判断迷惑住了。
“二天我来找你们耍，黄伯伯要我背书了。”孩子说完，便跑向黄以声的牢房。到了门口，没有忙着敲门，却回头朝刘思扬说了一句令人无法理解的话：“成岗是我的朋友！”
还有一个更古怪的家伙，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走路时驼着背，踮起脚，一摇一摆。他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蒋介石过去的侍卫队长；原来是个红得发紫的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他想谋杀“老头子”，马上被抓起来，打成了残废。这侍卫队长，已经关了十四五年，是白公馆最老的“政治犯”之一，也许“老头子”有一天还要用他，所以一直受着看守人员的优待。他的消息灵通，一天到晚和看守人员靠在楼栏杆边吹牛。碰着成岗和刘思扬出来放风，也要踱拢来扯上几句闲话，感慨一番。那些看守员说他是“相命专家”，他也吹嘘自己精通“麻衣神相”，到处找人看相，解说手掌上的纹路。这几晚上，他为看守员算命到得意之际，哈哈大笑，虽然隔了墙壁，也听得到他那枭鸟一般的怪笑。住在楼上的，差不多都是受特殊优待的“政治犯”。也许，受着特殊优待的，还有那个不知名的小孩。这些人，虽然和成岗、刘思扬只隔一道墙壁，待遇却完全不同。听说这层楼的左面，还关得有一些重要人物，其中有一个军统局的少将、西安集中营的所长，有人说是因为政治犯逃跑而被囚的，可是刘思扬却一直没有见过这个，来历不凡的特种人物。
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顶楼上。他们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来的。特务从来不准他下楼。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也不准和他见面。
楼下，才是关共产党员的地方，人数不大多，将近一百人。可是前前后后，却关过两千多人。除了现在活着的，其余的人，都已陆续在漆黑的夜里，牺牲在松林坡上，或者附近的镪水池里了。许多革命者，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和共产党员关在同一牢房里的，还有一些违犯了“纪律”的军统特务，从尉级到校级都有。这些特务，在禁闭期间，还负有特殊的任务。他们在牢房里，日夜监视着共产党员的一举一动，随时密告政治犯的活动。
刘思扬觉得，即使日夜受着监视也好，只要能和自己的同志们关在一起。不知道是楼下关的人太多，还是特务有意把他和成岗隔离在楼上，根本不准下楼。他们和楼下更多的自己的同志们隔绝，孤零零地几乎通不了一点消息。
真是个可怕的魔鬼的宫殿，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甚至和特务囚在一起！在这种环境里，要团结同志和敌人展开斗争，太困难了，只要你一动，就立刻有暴露和被告密的危险。
一个星期以来，刘思扬的苦闷愈来愈多：这儿哪能有什么条件展开斗争，哪能为党作一丝一毫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尽是些死气沉沉毫无变化的窒息的日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成岗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比刘思扬冷静得多，虽然他几乎每天都被特务押进押出……放风的每一个十分钟，刘思扬都焦急地注视着楼下那些战友，总想看出点什么不平凡的东西，每一次都失望了。
成岗和他说话的时候，刘思扬感觉到，对方总是心不在焉，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而且多疑。常常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中途停顿了。成岗似乎日夜警惕着，正以全副精力，应付着某种紧逼着他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成岗心里深藏的东西，似乎和刘思扬有关，又似乎和他毫无关系。
这天上午，成岗又被特务押出去了。眼看过了半天，还没有回来。成岗不断被特务押进押出，使刘思扬疑惑不解，对他的遭遇感到深深的担忧……成岗终于回来了，一言不发地走进牢房。押解他的特务，把一大包药棉包着的药品，朝地上一丢，便锁上了门。成岗似乎十分疲倦，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走向他的地铺，倒身下去，很快就睡熟了；半截身子和两条腿完全伸在楼板上。
刘思扬有点诧异，扶起成岗的双腿，移到薄薄的布毯上。脚镣的响动也没有把成岗惊醒。是病了？是毒刑拷打受了内伤？摸摸他的头，没有发烧，身上也没有新添的伤口，胸前早已化脓的伤口上，反而有刚用胶布贴好的洁净药棉和纱布。刘思扬惶惑不解地为他盖上茄克上衣，又用半幅布毯，把他的身体裹住。
“成岗，他回来了？”前几天和他说过话的小孩的圆圆的脑袋，忽然出现在牢门口，默默地望了望酣睡不醒的成岗，又把手揣进裤袋里，悄悄走了。
吃晚饭的时间过去了，成岗还未醒来。叫他，他不应声，呼吸迟缓微弱；刘思扬反复检查他的身体，又轻敲着他的膝盖关节，腿也没有动弹，连神经系统的条件反射似乎也丧失了。在暮色苍茫中，铁窗口透进的微光，久久地照着刘思扬愁闷不安的脸。
直到深夜，成岗才翻动身子，渐渐醒来。
“成岗，”他听出是刘思扬在黑暗中担心地问：“你怎么了？”
成岗没有回答，过了好久，才低声说道：“你睡吧。”接着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