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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多时辰。长公主说，大约顿饭辰光。
骤然之间，李斯心头疑云豁然大明，一股怒火顿时腾起。
赵高能出如此恶毒主张，根源自然不在李由，而在李斯。皇帝能与赵高说起李斯，必是因自己三次连番晋见而起。皇帝必责李斯无端滋扰，赵高必诬李斯居心险恶。厚诬李斯之余，又诬李由通盗。案验李斯二冯心有顾忌，于是便拿李由开刀了。李斯毕竟久经沧桑熟悉宫廷，一听些许迹象，立即便推断出这则阴谋的来龙去脉，不禁对赵高恨得入骨三分。这个赵高，以如此低劣之圈套愚弄老夫陷害老夫，下作之极也！沙丘宫密谋以来，虽说李斯对赵高之阴狠时有察觉，然赵高毕竟没有直接以李斯为敌，故李斯始终对赵高只以“宦者秉性，卑贱自保”忖度其言其行，而没有将赵高往更恶更坏处想去，更没有估量到赵高的吞国野心。
李斯始终有着一种深厚的自信：以自己的功业声望，任何奸佞不足以毁之。唯其如此，即或三公九卿一个个倒下，李斯也始终没有想过竟会有人公然诬陷他这个赫赫元勋。如此心态之李斯，自然不会有洞察赵高野心阴谋之目光了。目下李斯对赵高的愤怒，与其说是洞察大奸巨恶之后的国恨，毋宁说是李斯深感赵高愚弄自己之后的报复之心。当然，若是赵高仅仅愚弄了李斯，而没有实际直接的加害作为，很可能李斯还能隐忍不发。毕竟，李斯也不愿在这艰难之后刚刚有所复苏的时刻，同赵高这个“用事”近臣闹翻。然则今日不同，赵高要一刀剜了李由，显然是要摧毁李斯方始艰难恢复的声望权力，要一举将李斯置于孤立无援之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反复思忖，李斯决意先行搁置三公上书之事，而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欲待如此，只能设法晋见二世胡亥，痛切陈说赵高之险恶，即或不能逼二世皇帝除了赵高，也必得罢黜赵高，使其远离庙堂，否则后患无穷。然则，此时的皇帝已经很难见了，且此前三番难堪，已经使这个享乐皇帝大为不悦，要谋求一次痛切陈说之机，还当真不是易事。当然，再要清楚知道皇帝行踪，赵高是无论如何不能指望了。于是，李斯秘密叮嘱家老，派出了府中所有与皇城宫室有关联的吏员，各取路径秘密探查皇帝行踪，务必最快地清楚皇帝目下在何处。
如此三日之后，各路消息汇集一起，李斯却犯难了。二世胡亥已经离开咸阳，住到甘泉宫去了。这个胡亥近日正忙于一宗乐事，在材士营遴选了百余名壮士做“角抵优俳”，每日论功行赏不亦乐乎。赵高的族弟赵成率领三千甲士守护着甘泉宫，赵高则亲自在甘泉宫内照应，若不与赵氏兄弟沆瀣一气，根本不可能进得甘泉宫。
所谓角抵者，角力较量也，跌跤摔跤也。优俳者，滑稽戏谑也。战国秦时，将街市出卖技艺的“优”者分为两大类：歌舞者称“娼优”，滑稽戏谑者称“俳优”。优俳者，俳优之别说也，实则一事。用今人话语，角抵俳优便是滑稽摔跤比赛。胡亥整日寻求乐事，万千女子终日悠游其中犹不满足，又日日寻求新奇之乐。赵高便指点阎乐生发出这个滑稽摔跤戏，乐得胡亥大笑不止，日日与一大群妇女“燕私”之后，便要赏玩一番滑稽跌跤，只觉这是人间最快乐的时光，任谁说话也不见。
无奈，李斯只有上书了。
李斯一生写过无数对策上书，然弹劾人物却是唯此一次。其书云：
臣李斯顿首：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圮之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
上书送达甘泉宫三日，没有任何消息。
李斯正在急不可待之时，一名侍中送来了二世胡亥在李斯上书之后批下的问对诏书，全然一副严词质询的口吻：“丞相上书何意哉！朕不明也。夫赵高者，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絮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毋疑也。”
李斯越看越觉心头发凉，愣怔半日回不过神来。二世皇帝的回答太出乎李斯的意料了，非但没有丝毫责备赵高之意，且将赵高大大褒奖了一番，将皇帝对赵高的倚重淋离尽致地宣示了一番，太失常理了！以寻常君道，即或是平庸的君主，面临一个领政丞相对一个内侍臣子的怀疑追究，纵然君主倚重这个内侍，至少也得交御史大夫府案验之后说话，何能由皇帝立即做如此分明的判定？因为，任何一个大臣都有举发不法逆行的职责与权力，此所谓言权也。若以二世胡亥所言，李斯的上书完全可以看做诬告举发，全然可以反过来问罪于李斯。世间还有比这般行为更为荒谬的事体么？一心谋国，反倒落得个疑忌用事之臣，当真岂有此理！
列位看官留意，李斯的这件上书与胡亥的这件批示诏书，全然是相互错位的历史滑稽戏也。以李斯而论，胡亥分明是个昏聩不知所以的下作皇帝，李斯却偏偏将其当做能接受直谏的明君或常君对待，每每以正道论说对之，无异于缘木求鱼也。以韩非《说准》，说君的轴心法则便是“非其人勿与语”——不是明君雄主，便不要与之谈论为政大道。李斯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非其人而与语”，硬纠缠着一个下作昏君听自己的苦心谋国之言，结果招来一通全然文不对题的斥责之词，滑稽也，怪诞也。李斯是大法家，不能以范蠡式的全身而退的自保术为最高法则，要求李斯做出或退隐去官或不言国事的选泽，那不是战国大争之风，更不是法家大师的风骨。历史要求于李斯的，是正道谋国该当具有的强硬抗争品格，与出色的斡旋能力。不求其如商君护法之壮烈殉身，亦不求其如王翦王贲那般可能的拥兵除奸。然则，至少求其如吕不韦的精妙斡旋与强硬秉持，以及最后敢于结束自己生命以全秦国大局的勇气。然则，李斯没有做到任何一种的铮铮硬骨，而只是絮絮叨叨地力求下作昏君接纳自己，力求下作昏君拒绝奸佞。此等要求苍蝇不要逐臭的作为，实在教人哭笑不得了。
以实情论之，其时，李斯面前至少有两条路可走。一则是正道：以三公上书为契机，联结冯去疾冯劫章邯等一班功臣老将，大张旗鼓地为天下请命，威逼二世胡亥诛杀赵高改弦更张。以当时天下之乱象，只要李斯敢于奋然呼吁，帝国庙堂很有可能就此改观。二则是权谋机变之道：将赵高比作齐桓公末期的易牙、竖刁两个内侍奸佞声讨之，给赵高设置一个谋逆罪案，公然举发，而后径自秘密拿人立即斩决！依据胡亥后来“恐李斯杀之（赵高）”的担心，可以判定：李斯密杀赵高并非没有能力，而在于敢不敢为。
不合李斯既不走正道，也不走旁道，偏偏一味地私欲为上迂阔到底，只用胡亥赵高最听不懂的语言说话，自家津津乐道，却遭下作君主无情地一掌掴来。以李斯上书而言，分明要除赵高，说词却全然不着边际：李斯上书所列举者，都是此前战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乱，而此等权臣之乱，至少也得有李斯一般的重臣地位才能发生。赵高无论多么奸佞，无论多么野心，此时也只是一个从老内侍擢升的郎中令，以此等权臣作乱比照赵高，实在不伦不类，正好使赵高反咬一口，说李斯才是田常。也就是说，遇到赵高这般精于权术又心黑手狠的千古奸徒，唯以强力，唯以正道，可成其天敌也！若李斯这般不具强硬风骨，唯图以才具说动下作昏君的童稚举措，注定地要一步步地更深地落入更为卑劣的圈套。
李斯没有想到这些。
李斯依然南辕北辙地走着自己的路。
次日，李斯赶赴甘泉宫求见胡亥，欲图为自己的上书再度陈述。可连山口城门都没进，李斯便被守在城头的赵成挡了回来。赵成只冷冰冰一句话：“皇帝陛下有诏，大臣可上书言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