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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却未必。”潘照临微微一笑,“倘若韩维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自然做得宣抚副使,但若相公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必耻于为相公之副,他如何肯任此职?”
石越顿时呆住了。这的确是他从未想过的。
潘照临又道:“吕吉甫必不能受此大辱,折遵道亦无此资格来争,种朴便也不必做折遵道的下属。章质夫虽然名望稍逊,然有相公为宣抚使,出镇诸将,折克行与吴安国亦不敢不听号令……”
石越沉默了好一会,才淡淡说道:“如此说来,潜光兄是赞成我出京领兵?”
他说完,抬眼望着潘照临,一动不动。
潘照临笑了笑,迎视着石越的目光,笑道:“我知道相公所虑之事。”
“哦?”
“以常理而言,功高不赏。相公再次领兵,并非上策。但是,相公莫要忘记皇上……”
“皇上?”
“皇上是欲有所作为的。”潘照临抿嘴说道:“他对相公之不满,溢于言表,相公以为不去领兵,便能轻易全身而退么?自古以来,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石越顿时默然。
“为相公计,如今不如反其道行之。一则如今社稷危急之时,岂能全以个人荣辱为念?二则当相公伐灭西夏之时,皇上年纪尚小,不知相公之功。今日若能驱除契丹,便是存社稷之功,非伐夏可比。亦可让皇上知道相公之能。”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相公便不立寸功,将来亦难见容于皇上。皇上年轻,倘其不知相公之能,反而会容易轻举妄动,惹得难以收拾。而倘若此次与契丹之战,有他人立下大功,皇上更会觉得少了相公亦不是不行,顾忌更少……”
“况且相公此番无论领不领兵,功劳皆是跑不掉、推不了的。只不过皇上年轻,只看得见韩、彭之功,却看不见萧、陈之劳。相公名望愈甚,而皇上却不加敬重,天下之危,孰过于此?”
“保全之道,无一定之规,需审时度势,或奋发有为而全身,或谦退无为而保全。”潘照临直言不讳的击打着石越心中的弱点,“如今太皇太后是明君,范纯仁亦是贤臣,相公出外领兵,不必担心朝中诽谤日增,可谓毫无后顾之忧。相公领兵出外之前,请上表太皇太后,乞求赏赐,并主动表明心迹,战胜之后,便欲退居杭州,着书立说,以为全君臣之恩遇。以太皇太后之英明,必不怪罪。”
“他日全功之后,便请相公激流勇退,避居杭州。如此一来,以相公之名望功业,最差亦是一郭子仪。那时某敢肯定,海外诸侯必前赴后继,来请相公为相,而朝廷终不能放相公去海外。在朝在野,惟相公所欲。便是相公不在汴京做丞相,范纯仁、韩忠彦辈,敢不奉行熙宁、绍圣以来之圣政?朝廷凡有军国大事,又焉能不遣一介之使,询问相公之意见?”
潘照临的这番话,说得石越暗暗点头。
没有一个皇帝会甘心于终身笼罩在一个强势宰相的阴影之下。自从他登上相位的那一刻起,石越便做好了退场的心理准备。
但他也有许多要保护的东西,他不希望这个“退场”,损害到他要保护的那些人与事。
若能如潘照临所言,那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但到了石越这个年纪,他早就明白他不可能亲手完成所有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尽管并不完美,但亦算差强人意。
若此生还能有机会带着妻女,乘着大海船去周游列国……石越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是……
“潜光兄所言……只是秦汉以来,无有此等事。”
潘照临望着石越,过了一会,才淡淡回了一句:“自相公封建诸侯起,天下便已不是秦汉之世了。”
第一百一十八节
石越与潘照临密谈了近两个时辰,方才分别离开大相国寺。石越并没有回他的相府,而是直接去了尚书省。
尽管已经做了要妥善安置南逃百姓的决议,但是时间仍然太仓促,即使唐康他们在大名府殚精竭虑,但试图将难民全部安置在五丈河至梁山泊以北的设想,也难以实现,到五月下旬,仍有上万名难民逃到了汴京——虽说这个数字已经令两府感到欣慰了。
开封府下令城内寺观收容难民,施粥赈济,又征募成年男子到汴河等处搬运货物,或者去协助修葺汴京城墙,疏通河道。王岩叟为了应付这些事,忙了个人仰马翻。
但与此同时,两府对于南撤百姓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拱圣军进驻深州,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深州以南的赵、冀、刑、恩诸州百姓,恋土情重,加上对战局令人哭笑不得的乐观,竟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南撤。不仅绝大部分的百姓都心存观望,连这四州的官吏也不断有人上表反对南撤,其中刑州自恃地形有利,境内有大陆泽可以限制辽军,而以往辽军南犯,对刑州之骚扰也有限,因此自刑州知州、通判以下,竟公然违抗诏令,又是征募义勇守御城池,又是在境内各州县组织百姓结社自保……连北道都总管府也在站在了刑州一边,孙路与唐康一面替刑州开脱,一面先斩后奏,送给刑州大批的兵器与纸甲。
枢密会议内,两府之中,对于南撤百姓不以为然者本来就甚多,且安置难民的确是一件极困难之事,此时更是顺水推舟,最终石越与范纯仁亦只得默认。
讽刺的是,姚兕冠冕堂皇的诸多理由中,原本是包括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时间的……可人心真是件微妙的东西。
石越完全不能明白深州以南的百姓与州县官吏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但实际上,汴京士民的情绪更加乐观。汴京一般市民的舆情,此时是十分猛烈的抨击着两府过于谨慎,汴京所有的茶楼酒店当中,对于大宋未能在五月份将辽主生擒至汴京献捷,皆是十分失望。
而朝野的士大夫们虽然不至于对石越提出如此高的要求,但也极少有人考虑战败的可能。虽然有一些人对于《讨契丹诏》十分的不满,认为此诏杜绝了提前议和之退路,非谋国之言,但是,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之中,这样的言论几乎全被掩盖。
虽然石越可以确定,倘若河北战场遭遇重大不利,《讨契丹诏》势必成为他与范纯仁的罪状之一,但至少此时此刻,士大夫们议论的是,是要如何惩罚契丹。许多人献策对付契丹,而其中有半数以上,竟然是在大谈规复燕云之术。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信心甚至影响到两府。
战争初期的震惊、惶惧,此时早已经一扫而空。这也直接影响到石越在御前会议的地位,他虽然仍是首相,但是,既然大家都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那么对石越的依赖感自然而然就会降低。两府诸公也就不可能如一个月前那样,对石越惟命是从。
便是高太后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南撤河北军民在执行上出现的折扣,便是这种心态变化后最明显的后果之一。
至五月二十七日为止,据北道都总管府的估计,赵、冀、刑、恩四州南撤百姓,总计不过区区两万五千余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视为是大雨的影响——难民主要来自深州以北诸军州,因为辽军所至之处,大肆掳掠人口,造成大约近二十万的百姓南逃。
如何安置好这二十万的难民,在整个五月份几乎都是令两府最食不知味的事情。
为了以防万一,在司马光的灵柩离开汴京后,曾布便要北上去执行吕大防的建议——除了妥善安置逃难百姓外,还要从这些百姓中征募年青力壮的男子,编成厢军,来负责大军粮草运送、道路桥梁的修葺,为此,御前会议决定一次性刺募四万厢军。
石越对此也无可奈何。对大宋朝廷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惯性思维,将这些青壮男子募为厢军,的确可以将动乱消弥于无形,而且此番大军作战,虽然是本土作战,补给线不长,但兵力之多,没有三十万以上的役夫来负责运送后勤补给,也难策万全。而将这些逃难百姓招募为厢军,比起简单的征募夫役,也的确更加能保证百姓的权益,吸引力也更大。厢军的薪俸即使被克剥,但比起小吏对夫役的苛酷,亦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刺募厢军容易,裁撤厢军困难,此时却是没几个人会去考虑了。
想到这些,石越又不由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也许战争之后,他就要退隐山林了,而他竟然还在操心这些未来的事情。
他已经决定采纳潘照临的建议,从大相国寺到尚书省的路上,他便已经想好了如何措置此事。
他会先向高太后建议,拜韩维为左丞相,范纯仁为枢密使。这会是一个体面的安排,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