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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并没有觉察到韩维的私心——虽然同为辅政大臣，但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政事堂彻底压倒枢密院，几乎已成定局；而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亦已不太可能超越司马光与石越拜相。尽管韩维与石越私交极好，但是他既非石越的下属，更非石越的应声虫。韩维亦希望能够对朝政有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左右军国大政的走向——但如若按照司马光战略收缩之策略，密院只会越来越被削弱，而他韩维，亦只会越来越可有可无。在这个时候，韩维的态度强硬一点，不仅能为他赢得枢密院及朝中强硬派的支持，稳固他的威信，亦可为他个人获得与司马光、石越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除去这些私心外，韩维亦有他的“公心”。当过太府寺卿的韩维当然知道石越不可能还没开始发行，便预备着将盐债挪作他用；他也更加清楚司马光的全面收缩策略，根本不可能改变……实际上，仕宦生涯大多数时间都与军政无缘的韩维，根本不是一个好战之人。但是，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也算得上是“老奸巨猾”了，此时将自己打扮成强硬派，亦有故意与司马光、石越唱红白脸之意——兵部尚书孙固是个顽固的老儒，他心里面支持司马光的主张，便不会说出违心的话来，但韩维却认为，强硬的态度亦是一种士气，大行皇帝费了十几年的功夫，好不容易养出这种不畏惧契丹的心态，亦不能一概打压了事。他以枢密使的身份，旗帜鲜明的站在他们这边，对这种士气，既是一种支持，又方便于控制……韩维的做态，几乎骗过了所有人。
契丹大举聚兵，却不派使者威胁宋朝以谋取好处，反而令韩拖古烈不断宽慰宋廷，这种举动，完全不符合过去一百年间契丹人的行为方式，这的确令得石越一直无法对北面的局势放心。契丹人这样兴师动众，若既不趁火打劫捞取好处，又不当真南犯，那可真称得上是损人害己之举，全然不合常理。因此石越不能不怀疑契丹这次也许是要动真格的。而韩维要求向河北增兵，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石越亦不愿意就这样被耶律濬牵着鼻子走。
坚持不向河北增兵，万一出事，石越便要承担政治后果；但如果真的增兵，宋朝却要承担经济后果。契丹虽然聚兵，但若朝廷示以安静，国内纵有担心，却还不至于恐慌，这方面绝大部分百姓是会相信官府的。但是，若是宋廷也大举出兵应对，那便是朝廷颁布一万道安民告示，亦将无济于事。
这是石越无法承担的后果。
他只能赌一把。一面安抚韩维与密院，一面寄望于范翔与章惇带回来好消息。虽然石越相信，范翔与章惇带去了足够多的筹码与让步，但每天早上醒来，石越仍要暗暗祈祷河北、河东不要传回来坏消息。
心里面挂着如许多的大事，在这个时候，石越亦的确想过将封建暂时拖一拖。这是千年大计，他心里再热衷，亦知不必急在几个月内便要推行。这十来天里，石越只是冷眼旁观着朝野对封建的争论。
他并不在乎吴从龙的官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给事中的封驳，将吴从龙与封建，再次带到漩涡的中心。然而这时候的石越，反倒像个局外人，只是旁观着这一切。
两府受到的压力不值一提。真正的压力，都在高太后身上。石越并不是真正理解高太后为何对封建抱着极为迟疑的态度，他一直认为高太后不可能不明白封建的好处。但既然不明白高太后迟疑的原因，那他便更不着急。无论封建之议暂时被高太后压下来也好，还是高太后受不了这压力而被迫接受也好，石越都可以接受。
但此时蔡京的建议，却又让石越记起了自己的初衷。
“……纵使其他一切不提，便只为了顺利发行盐债，相公亦当对封建之议善加利用。”
蔡京竭力游说着石越。为政之道，有些人喜欢“安静”；有些人则喜欢“生事”。蔡京便是后一种。在蔡京的心里，机会便来源于“生事”。他早已经揣摩到石越与司马光的心意——他甚至已经猜到，在封建之事，王、马、石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他才如此热衷的介入此事，若能促成此事，既可以在司马光与石越面前得分，又可以赢得小皇帝身边那群人的好感与信任……有这样的好处，蔡京是绝不愿意半途而废的。何况，他如今已经将自己装扮成“恢复封建之制”的倡议者之一，倘若此事便这么被打压下去，对他的仕途来说，亦是个不大不小的挫折。这也是蔡京绝对不能容许发生的。
蔡京知道石越心里紧张着什么事。
解决交钞危机的办法，除了废除交钞、或者另外发行新的纸币外，较为积极的办法，一个便是已经决定在益州路推行的蜀币——这是将全国性的纸币，转变成地区性的纸币。这个政策，本质上却是旧党的政策。另一个政策，即是石越提出来的，以发行盐债的方式借款来抵御交钞危机。
大宋朝凡是有“善理财”之名的官员，都承认这两个政策在纸面上都是可行的。但相对来说，人人都知道旧党的“蜀币”政策风险更小——它较易成功，而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亦有限。相反，石越的盐债计划虽然雄心勃勃，却充满未知。不仅在朝中将会面临强大的道德压力，在实际操作中，亦很难知道究竟能否顺利发行，在发行的过程，更难以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麻烦……如果成功，那一切都好说。但万一失败，不仅将使大宋朝的货币与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对石越的政治声望亦将是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若到时蜀币政策显得极为成功之时，两相对比，失败的一方，将更加刺目。
如今的朝廷中，以旧党势力最大，旧党对石越的容忍与尊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石越拥有他们所不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朝中大臣自司马光以下，或多或少都会迷信石越的能力。但如果石越这次失败，他便会成为罪魁祸首，以往旧党对石越的不满，将很可能会一次爆发出来。到时候，能够救石越的，便真的只有契丹了——也许旧党会干脆将石越赶到河北或河东路去当率臣，以求物尽其用。
蔡京并不知道王安石会在杭州主持大局。但他却知道石越将会很重视发行盐债的计划。
这正是蔡京可以利用的。
在发行盐债之时，倘能鼓动起朝野对于封建之争议，无论如何，都可以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相比起恢复西周封建之制这样的千年难遇的大事，发行盐债，卖几个有名无实的爵位，又算得了什么？虽然每次都遭到反对，可大宋朝又不是没卖过官！
蔡京并不知道石越当初便有这个打算，但他知道石越肯定能明白其中的好处。
而对于蔡京来说，只要关于恢复封建的事情还在争吵，他便能找到机会。而且，争吵有时候亦是有好处的，相同观点的人，会因为有共同的对手而聚集在一起，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一种势力。而争吵亦是表明一种态度，可以令小皇帝和他身边的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忠臣”……白水潭辩论堂。
“……故刘秩《政典》云：‘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食租衣税，国用所以不足也’——刘秩虽唐人，所言之事，实与今日无异！”
“……当日唐太宗尝读《周官》，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惜乎当时群臣，不能顺英主之美意，使生民不能复见三代之治，百年而后，而有安史之乱，此岂非冥冥自有天意？今石相公作《三代之治》十五年后，而朝廷竟有大臣倡议封建——诸君、诸君！此岂非天意哉？！”
桑充国静静地站在辩论堂的最后面，望着台上口沫横飞，慷慨激昂的学生，心里面竟是五味杂陈。
自从传出吴从龙、蔡京等人倡言恢复封建之制，白水潭与太学，早就如炸开了锅一般，人人都在争辩着是否应当恢复封建制。连要参加省试的贡生，都不免要揣测，封建之事，是否会成为策论的题目？但后来又传出吴从龙罢官的消息，这的确便如一盆冷水浇到了那些热血沸腾的学生的头上，桑充国以为这些关于封建争论也慢慢会平息下去，不曾想，一个与白水潭过从甚密的给事中的封驳，如同在将要熄灭的灶上，又丢进了一把干柴。桑充国发觉，公开支持封建的学生，不仅声音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
桑充国心里面是支持恢复封建制的。不管怎么说，桑充国也是一个儒生，在这个时代的儒生，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为“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