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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处于动摇中的石越来说，亦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自从做到右相之后，石越一直想要避免的，就是朝局再次陷入你死我活的党争。尽管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石越自登上相位之日起，就下定决心，要身体力行，让新、旧两党都看到合作的好处。无论是新党、旧党，还是所谓的“石党”，三派之间的政治主张，都绝不是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石越相信，在三者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三党都相信必须寻求改变，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这个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方法。既然如此，那么妥协与合作，就存在着基础。石越不断煞费苦心的向三党的重要官员们灌输这种思想，但他也知道“调和”之不易，在他了解的“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调和”失败的例子。石越深知，目前在三党之间建立起来的互信，是非常脆弱的——它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执政后期带来的惨重教训让人们依然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却几乎完全依赖于司马光、王安石与他本人三人的政治智慧，并且凭借着三人的威信维持着。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淡化，司马光、王安石、石越也不可能一直活在世上，特别司马光、王安石年岁已高，如若他们去世，这种互信就很可能会崩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党任何一方任何方式的傲慢，都会在这脆弱的互信间留下互相嫉恨，互相不信任的种子。石越的目光绝不会只停留在眼前，他也不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理所当然，并会永久持续的。所以，每一件事，他都必须谨慎行事。绝不能让旧党或者新党认为自己傲慢。
但此时的石越，看到了远方，却似乎忽略了脚下。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支持者、追随者，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人，自潘照临以下，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更大的主导权，或者说，他们希望得到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领导权。石越在无意中忽视了，他的追随者，并不曾如他一样，对于党争的危害，几乎是有一种心理上的阴影，他们的经历与他并不同，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也难免会有偏差。
然而，此时此刻，石越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如何应付目前的危机上。
“我有一个习惯。若是一件事情过于复杂，以至于看起来用任何办法也无法解决之时，我便会回到事情的起源，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思考对策。”石越拿起筷子，挟了一口点心送到嘴里，似自言自语一般，开始向司马光说明他的设想。“用这个法子，我终于想明白，今日钱庄之危机在于交钞，交钞之危机，其实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算术题？”司马光的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碰了一下。
“正是。”石越点点头，道：“便只是一道算术题。交钞之问题，便是无本发行。只要将这本金筹足了，交钞便终能稳定下来。”
石越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是，这已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而这，也是司马光能完全理解的。从这一点来看，石越甚至不敢说自己比司马光懂得更多。
“但我亦知道，这本金却是一笔巨款。”石越坦率的说道：“交钞发行的总额，连交钞局都是一笔糊涂账，张商英大概算了一下，大约在三万万贯到三万五千万贯之间。而各路的交钞也不尽相同，具体之情况，亦无准确之数目。至于交钞在各地之间的流通情况，那更是弄不清楚。其实，无论在农业、工业，还是在商业上，大宋都并非一个整体。食货社有一重要之主张，大略是说，在大宋朝之疆域内，至少可以又分成京畿、西北、东南、京东西、两湖、川峡共六个相互独立的区域，这六个区域，虽然互有联系，却又自成一体。甚至还有人说，这个自成一体之区域，还可以细分到路、甚至是州。这种观点，确有其真知灼见之处。便以这次交钞危机观之，对各种各州之影响，全不相同。我亦不知此究竟是祸是福，若大宋疆域果成一整体，或者三万万贯交钞，当不至于酿成如此大祸；然又赖于此，这次风波中，才有些路州竟能独善其身，受波及较小。”
大宋朝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亚经济区域组成的，而讽刺的是，明白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其实并不多。王安石新法之失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但在这个时代，却也有人能和石越一样看到这一点。对于司马光而言，这种论断虽然新鲜，却也并非无法接受。毕竟他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了若指掌。
“食货社的这个判断，于我们当有所帮助。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各路之轻重缓急。但究竟要筹集多少本金，不瞒相公，我心里也没有谱。我估计首次大约要五千万贯铜钱或者等价之金、银，先用这笔钱，在杭、扬、福、泉、广等地，进行充分兑换。一贯交钞换一贯铜钱，有多少换多少，再将此消息在各路宣扬，交钞当能渐渐稳定下来。此兵法之所谓‘先声后实’者。然后再筹五千万贯，运往各路。若是运气好，一万万贯便能将交钞彻底稳定下来；若运气不好，便只得再筹钱，最多可能要两万万贯。”
石越的想法简直令司马光目瞪口呆，一万万贯铜钱，超过了大宋朝最好年份的一年中央税收，这么一笔巨款，他要如何筹措出来？
“子明。”司马光几乎是在苦笑，“这道算术题，可非比寻常。”
但石越的回答却更让司马光惊讶。
“这笔钱是筹得到的。”
“其实蔡元长早先便曾经向我建议过，然当日我却太急于求成，只想将交钞危机控制在汴京，不料欲速则不达。可笑如今既然各路州都乱成一团了，我反而没那么束手束脚了。”石越自嘲的笑了笑，又道：“此番是曾布、蔡京、李敦敏又一道向我建言……”
司马光望了石越一眼，试探着问道：“这笔钱究竟要如何去筹？”
“借钱！”石越迎着司马光的目光，平静的说道。
“借钱？！”
这在司马光看来，实是匪夷所思。
“不错。”石越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后，竟连信心也奇妙的增加了，“自古以来，如若国家财用不足，又不想加税，往往便会卖官卖爵，百姓拿着钱和米，便可以买到官位、爵位。此法固不足取，然其之所以常常实施，却也是因为当国家财用不足之时，富民却颇有余财。所谓卖官，究其实质，卖的其实是未来的税收。只不过国家不肯担加税的名声，这‘税收’是由那些买官者通过刮地皮来收取罢了。这等行径，最是虚伪恶劣，相较而言，国家财用不足时，向富民立契据借钱，规定担保之物、利息，到期偿还，窃以为更为光明磊落……不瞒相公，自张商英上钱庄兼并之策后，我才真正知道，当今之富室巨贾究竟多有钱。只须方法得当，向彼辈借一万万贯缗钱，绝非异想天开。”
司马光听得入神，但他却绝不相信商人们会把钱借给官府——即使是司马光也知道借钱容易讨债难，更何况还是借给官府，更何况要借的，将是总额高达一万万贯的巨款。司马光的心里，对官府的信用，也是心知肚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子明所言虽然有理，却只恐商贾断不会借钱给朝廷，何况是如此巨款。”
“原本我也担心借不到。但相公请看这个，这乃是曾、蔡、李三人给我写的信。”他一面说着，一面从袖中抽三封信笺来，递给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信来，仔细读去，原来三人信中之意，竟都大同小异。都是力劝石越向南海海商、东南巨商举债，以渡此难关。三人在信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东南、南海的巨贾是如何富裕，而此次交钞、钱庄的双重危机，对东南、南海的巨贾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亦最为敏感，若朝廷有合适之方法来应对，这些巨贾们定会支持。而三人都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没钱；故成败之关键，便在于借重执政三公的声誉，由朝廷向商人们借钱。在蔡京的信中，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自称受到秦观与高丽在杭州谈判之启发，想出此策——即朝廷向商人借钱，约定之还款时间、还款利息，可以各不相同，如此安排合理，便可以减轻未来朝廷之还款压力……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司马光却并没有急着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