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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也有将信将疑的。”赵时忠道，“依我所知，到底还是不信的多。便是信的，也多是忧惧北人趁机南下，于大宋不利。”他说的却是实情，在汴京定居下来的西夏人，多数都不希望战争。那些习惯于战斗的人，还怀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的人，十之八九，早已经加入到宋军当中，而留在汴京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家属——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亲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丧命。
田烈武稍稍放心点头。却听赵时忠又笑道：“如今人人只关心两件事，一是早点平定西南夷，汴京物价能降下来——再这样乱下去，过日子可越发不易了。还好如今两位名将来了，大伙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另一件，便是看桑山长到底肯不肯受诏了……”
田烈武与温、马无言地对视一眼，没有人肯接赵时忠的话。三人都与石府渊源匪浅，对石越极是敬重，桑充国是石夫人的亲哥哥，他们自是不肯随便议论的。但是，三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只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
第二十五节
向皇后与朱妃流露出来的支持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的态度，宛如在熊熊大火上又浇上了一桶石油，在很多人看来，这更加坐实了之前有关高太后属意二人的传言。兼之皇帝的病情反复，这又加重了许多大臣的忧惧。虽然不敢宣诸于口，但很多人在心里，却已经不指望皇帝能够给六哥赵佣主持冠礼了，让皇帝在健在之时，亲眼看到六哥出阁读书，便成为许多忠直的大臣的希望。从外廷到内廷，皇后、妃子、说得上话的押班、都知，还有两府学士院台谏诸部寺监，只要趁着皇帝病情稍稍好转，便催促着皇帝尽快让六哥出阁读书。为此，不少人甚至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
这个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人再争议资善堂直讲的人选问题，人们仿佛已经默认桑充国与程颐便是当然的人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休说桑、程二人的确是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单单是那个“太后属意”的传闻，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便更加让人无法反对——在皇帝崩驾后，高太后将对朝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几乎已是宋朝的传统——真宗崩驾后是刘太后听政，仁宗崩驾后，曹太后也曾经垂帘……极为刁诡的是，这个时候，新党的官员反而远比旧党的官员要急切。原来反对桑、程二人的官员，也改变了口风。皇帝一旦崩驾，高太后倾向旧党是路人皆知的事情，若不在此之前把这事定下来，到时候新皇帝的老师，恐怕就是一个纯粹的旧党了。这显然于新党的政治利益是不合的。桑充国再怎么样也是王安石的爱婿，与新党到底有几分香火之情。这时，连之前一直不肯表态的吕惠卿，也姗姗来迟地上表，请求皇帝“为万世计”，尽早让六哥出阁读书。
到了最后，内廷中，甚至连一直服侍生病中的赵顼的王贤妃，也小心翼翼地劝谏了。
赵顼面对内外的压力与催促，再也坚持不住。
“天下之议皆许之！”在萧佑丹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召见时，赵顼忍不住在这位辽国卫王面前，无奈地发着牢骚。
萧佑丹这次使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空手而归。宋朝自然不会借款给辽国，而辽国也同样放不下这个面子。双方达成的唯一妥协是，宋廷谅解辽国单方面提高一些奢侈品的关税。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休说提高奢侈品关税会在国内造成贵族的反弹，其执行效果也无法保证——很可能只会促使走私猖獗；而且，在宋辽贸易结构中，奢侈品所占份额尚不到三成。
萧佑丹回国后，大辽迟早将面临抉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萧佑丹使宋，却也是满载而归。这自然不是指为了答谢大辽皇帝，彰显两国友好，由宋朝皇帝赠送给大辽皇帝的包括两头白象在内的海外奇珍。萧佑丹这次出使，对伐夏胜利后之南朝有了更直观的印象。至少，他知道宋朝现在的确是隐患重重。根据拖古烈的分析与萧佑丹的见闻，二人皆预测益州局势可能在年底左右，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二人皆相信，宋朝财政状况已经在恶化之中。
南朝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二人之前亦曾有过共识，若非南朝被困于这些窘境之中，他们是极可能对辽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南朝人“收复”幽蓟诸州的野心，从来没有今日这么强烈过。
但是，这种危险已经被确信越来越小。
南朝皇帝染上风疾便是一个转机。若是幼主即位，高太后听政，必然重用旧党，那么在十至二十年内，南朝不太可能主动进攻辽国。他们急需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且旧党相对谨慎，更关注于国内的民生。但若万一是另立长君，情况便会大不相同，变得无法预估——若新君得位的过程过于艰难，并且极不稳固，那么他很可能为了转移矛盾，而悍然发动战争，冀望于夺取幽蓟诸州，来巩固他的皇位；若是得位过程还算平稳，那他也可能一改赵顼四处征伐进取的作风，休养生息，笼络旧党，用时间来赢得民心。
萧佑丹至少已经可以确信，是否选择战争，选择权暂时还在辽国手中。
也有让萧佑丹感到失望的事情。从耶律萌接触到的西夏贵族来看，降宋的夏人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怀念故国，亦没有对宋朝有明显的仇恨情绪。与奔辽的西夏贵族一样，这些人多安于现状，甚至开始死心塌地视自己为宋人。尽管他们在汴京难免受到歧视，但其中的佼佼者，却都在竭尽全力地融入这个国家。只有少数人还对秉常的夏国还怀着强烈的忠诚心，幻想有朝一日能渡过贺兰山，重新回到夏国。但即使是这些人，对帮助辽国也毫无兴趣。其实这种心态是极为正常的，毕竟辽夏之间的战争可能比宋夏之间的战争还多，而若这些夏人成为辽国的俘虏，可不用指望他们还能有今日这样的生活。但萧佑丹总不免有点失望。他知道，有相当数量的夏人加入了宋朝的禁军，帮助宋军提高其马步军的战斗力。为了展示信任的姿态，赵顼甚至下令组建了一支三百人的西夏班直——全部由西夏豪强贵族子弟组成的班直侍卫，由守义侯仁多保忠亲自担任指挥使——韦州知州则特许仁多保忠的弟弟袭任。
哪怕不能收买到夏人为辽国卖命，只要能挑拨其与宋人互相猜忌，于大辽就是大功一件。
然而这个设想似乎还没有实施，便破灭了。
这便是赵时忠所听到的流言的源头。
萧佑丹与拖古烈都无法预知益州的局势究竟会败坏到哪一步，究竟会拖进多少宋朝军队……仅仅凭着对益州局势的预估与宋朝财政恶化，是不足以打败南朝的——除非在益州全境暴发大规模的叛乱，至少十万宋军精锐入蜀平叛。否则，任何南征都是冒险。毕竟，财政再怎么样败坏，也不可能比五代更差，一旦辽军南下，只怕反而是帮了南朝一把。
这一点，萧佑丹也清清楚楚。
但即使是萧佑丹与拖古烈乐观地预计益州会败坏到“不可收拾之境地”，却也不敢指望出现宋军不得不抽调十万精锐入蜀平叛的局面。
因此，说到底，机会不是没有，但是风险也同样很大。是否能利用好南朝的这些内患，这些内患能够利用到何种程度，是萧佑丹需要带回辽国的烦恼。
但表面上的告别却是友好而伤感的。
萧佑丹再三致意，吹捧了一番赵顼在位期间的丰功伟绩，动情地表示辽国上下将为赵顼祈福，盼望他早日康望，继续宋辽兄弟之谊。
只是病魔缠身的赵顼却似乎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竟然忍不住向萧佑丹询问起为太子择师之事，并且委婉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然而，“天下之议皆许之”这牢骚后面，也显示了皇帝的动摇。身边亲近的人都在说这两个人的好话，赵顼自己其实也找不出他们多少毛病来，即使是意志坚定的人，也难免会动摇。况且，皇帝心里也明白，是该让六哥出阁读书的时候了。
也许，皇帝在萧佑丹面前说这句话，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而萧佑丹也的确给了他这个台阶。他以一个辽国人的直率，告诉了赵顼白水潭学院在辽国的影响。辽国当今皇帝即位后，创办的第一所学院，便是以白水潭学院为榜样设立的，连教材都一模一样。辽国的贵族士人，无人不知桑充国的大名。
萧佑丹回国后，赵顼又再次询问了两府大臣与石越等重臣的意见，在无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赵顼的态度终于出现大转变。
他下令以安车之礼征召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这一天，距离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