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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畏之？”陈良不觉愕然。
“正是。我托他办点事情。”石越笑道，“晚上刘希道遍请京兆府官绅，今日便先议到这里，刘希道的面子，我不敢不给。”
丰稷笑道：“却是有人敢不给刘希道的面子，下官听说监察御史景安世与朱时都拒绝了。监察虞候向安北与副使段子介也不肯出席。”
“他们是监察官。”石越淡淡道。
丰稷却摇头道：“我看没这么简单，景安世是吕相公的门生，朱时也算是王介甫的门生，又与邓绾家是世交，二人纵然不是监察御史，也是不肯赴刘希道的宴的。”石越霍然一惊，与潘照临相视一眼，二人脸上都露出一丝苦笑。石越再也想不到，陕西路的监察御史，竟然有这样的背景！丰稷似乎没有看见二人的表情，尚兀自说道：“向安北与段子介却是两个忙人，这二人到陕西的第一天开始，就四处调阅卷宗，听说要给陕西的所有武官各建一份档案。汉将倒也罢了，那蕃将的档案，还真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个建法……”
他滔滔不绝说了好一会，才似忽然醒悟自己话太多，笑着赔了几句罪，这才告退离去。潘照临待丰稷走了后，便也告退。石越见陈良神色间颇有迟疑之色，似乎有什么话想和自己说，因笑问道：“子柔可是有话想说？”
陈良抿了抿嘴，欠身道：“学生是有点事想请教石帅。”
石越已觉得有点疲惫，本想去泡个澡然后养足精神参加刘庠的晚宴，但他刚刚想委婉对陈良说有什么事明日再谈，抬眼间却忽然看到陈良眼中闪过一丝不自信的神色。他心中一动，连忙把话咽了回去，笑道：“子柔但说无妨。”
在石越的所谓“幕府”中，陈良虽与潘照临并为石越的两大幕僚，但后者一切机密无所不预，但有所言，石越言听计从，信任有加，在礼仪上，石越以师礼待之，而潘照临无论石越官做得多大，也一贯只称“公子”而已。而陈良却一向只是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务，间或给石越提供一些典故礼仪法令方面的意见，不要说潘照临，便是比起以前的司马梦求，也几乎称得上是黯淡无光。石越虽然敬重，但也不过以门客之礼待之。便是外间之人，颇有知道潘照临的，但陈良却少有人知，甚至是想拍石越马屁的人，也是拼了命的讨好潘照临，而不太在意陈良。
而陈良也自认才华不及潘、马，因此甘居人下，只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但如此时日一久，便连石越有什么事情，也越来越多征询潘照临的意见，而不知不觉有点忽略陈良了。而在陈良本人，则觉得潘照临有帝师之材，无论哪方面都远胜于自己，因此主动向石越提供建议的情况，也越来越罕见了。
这种不知不觉间形成的惯性，当事人是很难觉察到的。便是石越，此时也并非是意识到了这些，而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尊重。在石越看来，当自己的地位越高，敢和自己说真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他语气稍重，甚至是一个脸色的难看，就会令人噤若寒蝉。因此，鼓励别人在自己面前发表意见，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事实上，石越也并不是时时刻刻能记住堤防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一个人的位置越高，听到的赞美便远远要多过批评，甚至根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于是自信心便也会不知不觉的开始膨胀，这是石越也无法避免的事情。
这一次，他不过是偶然的记起来了这件事而已。
但却让陈良大受鼓舞。
“石帅来陕西后，已经察访了陕西内地的许多州县。这陕西一路之政，无非是西事、民政。石帅至陕西，不先去延州、庆州、渭州诸边郡，而先巡视内地州县，显见原本是以民政为先的。陕西一路百姓，困于弊政久矣，闻石帅来陕，莫不翘首以待，如久旱盼甘露，莫不冀望石帅能解此一路之倒悬。但石帅自沙苑监归来后，却无一纸之令下，而每日与僚属商议者，皆是西夏情弊、西军整编、兵力部署、将校才德，今日会议之后，又要亲自前往渭州……学生不明白的是，石帅是于陕西民政，已有成竹在胸，还是竟要锐意进取，以西事为先？”
陈良一口气问完，脸色已是激动得有点泛红。
石越却是再也没有想到陈良会问出如此尖锐的问题。他颇觉尴尬，沉默良久，才不无回避的说道：“子柔质问得极是，但是陕西一路，无论西事、民政，都极为棘手。我虽想以民政为先，但朝廷推行新的地方官制，须得给地方留一个缓冲期，而西夏梁乙埋咄咄逼人，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不除西患，难言治陕啊！”
但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让陈良满意，“姑且不论是‘不除西患难言治陕’，还是‘不能治陕难除西患’，学生敢问石帅，如今可已经有了治陕之成策？石帅可已经找到了治理陕西之关键了么？”
石越这时终于坐不住了，红着脸站起身来，朝着陈良长揖一礼，道：“还要请子柔赐教。”
“不敢。”陈良连忙避开石越这一礼，起身欠身抱拳道：“学生这一路随石帅察访诸州县，深感陕西百姓之苦，过于他路数倍，因此殚精竭虑，想要为这陕西百姓做点事情。但恨学生才疏智浅，虽略有愚者之得，看出陕西之病根，却奈何找不到药方。”
“子柔且说说这病根是什么？”
“学生以为，陕西民政，其实只有三件事——水利、淤河、役法。而归根结底，只有役法一件事。”
“愿闻其详。”石越这时也不觉得疲惫了，一面请陈良坐了，又吩咐下人换了茶，竟准备长谈起来。
“陕西一路几乎无河害，却常受旱灾与山洪之困。因此兴水利，开通诸渠，使其能灌溉关中，便至关重要。秦国富强，是因为郑国渠；汉唐关中号称‘天府之国’，靠的也是水利。倘若能重修水利，恢复汉唐旧观，关中可再为天府之国，陕北亦不失于富裕。这淤河其实也是水利的一部分。淤河为田，既可减少河害，巩固堤防，又可得良田万顷。天下之利，莫大于此。然而，此二者，前人并非不知道，实是不能为。为何？症结所在，便在役法！”
“役法？”
“正是。”陈良双目炯炯放光，侃侃言道：“学生以为，国朝最大的病症，就在役法。大宋采用的，名义上是唐德宗时杨炎制定的两税法，讲究的是‘量出以制入’，朝廷根据财政支出定总税额，分摊到州县；又按丁壮与财产定户等，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税，租庸调、杂徭、各种杂税一律取消。大宋之所以不抑兼并，也与两税法有关。因为国家税收之主要来源不需要抑制兼并。这也是大宋立国与唐初立国之异。”
“然而，两税法中，百姓在交纳两税之后，是不需要再服任何徭役的！但国朝承五代之弊，两税之外，又有什么丁口之赋与杂变之赋，要随同两税输纳。丁口之赋不论主户、客户，一体交纳，等于是两税之外，再征了一次人头税。百姓之负担，较之两税法，已经变重。特别无地的百姓更深受其害。但最为不堪者，却是交了两税与丁口之赋、杂变之赋以外，还要服差役！”
“本朝差役，五花八门。有主管运送官物或看管府库粮仓的衙前，有掌管督催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有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有逐捕盗贼的耆长、弓手、壮丁等等……衙前丢失损害官物，要自己赔偿，经常赔得倾家荡产；里正、户长摧不来拖欠的户税，也要自己垫付，往往垫得卖妻卖女；至于什么承符、人力，什么弓手、壮丁，则常常要在农忙之时替官府做事，搞得田地荒芜，丰年都会歉收！王介甫看到了差役法之害，想推行免役法，却要收什么免役钱。在学生看来，王介甫是没弄明白，租庸调变成两税法后，本来就是不应当有差役的。他不去纠正五代以来的弊政，反而承认这些弊政。于是，两税等于租，杂变等于调，他的免税钱则等于租庸调之庸——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因为均田制破坏了，杨炎才不得不改成两税法；可本朝不抑兼并，根本没什么均田制可言，这王介甫的‘租庸调’制，又怎么可能行得通？更可恨的是交了免役钱后，差役往往并不能免除。于是役法之祸更烈！本朝若真的想宽政为民，依学生之意，却应当尽废丁口之赋与杂变之赋，让百姓一体免役，使两税之外无役税，这才是为百姓着想。但是本朝立都汴京，冗兵冗官，国库空虚，想要轻徭薄赋，毕竟也只能是空想。”
“而陕西一路，百姓所受刻剥，更是国朝之最。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