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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华”烟原料数量较少，至八十年代每年产量一般在几千箱，不超过一万箱（根据原料数量而定）。大跃进年代，原料更是匮乏，国产陈烟叶供不应求，于是采用了人工发酵烟叶工艺技术，同时，开始人工挑叶（解把挑叶）。“文化大革命”前，烟叶由中央统一调拨，“文化大革命”中，原料供应发生困难，“中华”烟每年生产一些，但数量甚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少量使用一些进口烟叶（美国、泰国、津巴布韦等），但须每年向中央申请外汇额度。
在制丝工艺上，“中华”烟叶原料不在真空回潮机上加湿还潮，而打开烟包后在蒸叶车上加湿还潮，提高烟叶的还软性；在抽梗机上人工抽去烟梗后，烟梗降级使用于其他卷烟产品（在“中华”烟中不使用烟梗）。在卷烟工艺上，指定专用卷烟机，卷烟车速减慢（600～700支／分），卷烟纸采用杭州华丰造纸厂生产的全麻卷烟纸，同时指定生产企业必须使用浙江剑桥麻。在包装工艺上，原先全部采用手工包装，后采用联合包装机包装卷烟，特殊规格仍采用手工包装（扁盒、听装等）。在当时设备、工艺等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靠“质量第一”的思想，道道工序严格把关，“中华”烟无论是内在质量还是外观质量，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中华烟配方精益求精
“中华”牌始创于50年代初，它一问世就以优良的品质蜚声烟草界，由于当时全国保上海，上海保“中华”烟的形势和“中华”产量较少的事实，使得“中华”烟起初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作保证，难度不在配方，而在于落后的生产设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上。当时制丝车间对加工工艺参数的控制和掺和的均匀性成为了“中华”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烟厂职工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确保了“中华”烟的内在质量。
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烟厂技改的进行，国外的先进设备不断引进，工艺设备上小改小革的不断涌现，生产自动化程度和精度不断提高，工艺问题得以解决，但随之带来的是配方上难度加大，原因有二：其一是逐年提升的“中华”烟产量给配方原料的供给带来了压力；其二是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使上海烟草采购上等烟越来越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烟叶品种K326以其高产、抗虫害、抗气候能力强等优点，激起了广大烟农的种植热情，但此种品种种出的烟叶有一特性，即香气浓、劲头大，不适应“中华”烟的配方要求。二是由于各家烟厂都想在卷烟销售市场寻得一席之地，故而对上等烟叶的抢购日趋白热化，适用于“中华”烟的上等烟采购更是举步维艰。针对严峻局面，1993至1994年“中华”烟配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当时的配方小组首先对配方体系进行了变动，由原来的少地区、少等级、大比例的配方模式向多地区、多等级、小比例的配方模式转变，以期降低由于原料短缺给产品带来的风险。其次，（集团）公司加大了基地的建设力度。基地由原来的河南、云南、贵州、山东四省逐步扩充至四川、福建、湖南、东北、拓展了“中华”烟叶原料的来源渠道。另外，为节约烟叶资源，配方小组对“中华”牌的配方进行了调整，并辅之于重新调制后的香精，使“中华”牌卷烟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同时使产品原料的瓶颈现象得以缓解。当然，对“中华”烟配方的每一次调整，无论大与小，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论证和反复的试验。可以讲，为了保证“中华”烟的产品质量，公司上下是不遗余力的，类似“中华”烟挑叶、普查和单料烟评吸等工作内容长期以来从未间断过。
“中华”牌卷烟的特殊性
卷烟是特殊消费品，“中华”牌卷烟的特殊性体现得尤为深刻，颇值得回忆。一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华”牌卷烟是我国政府用于招待中外宾客的指定牌号，外交部门每年向上海卷烟厂定购一批“中华”牌卷烟，主要规格是五十支听装和二十支软包装，既用于国内接待又分发到中国驻外使馆招待来宾。为了运输方便并确保“中华”牌卷烟品质及口感，包装要求特别讲究，如“中华”牌软包每十条用镀锌铁盒密封抽氧真空，每十只铁盒套装木箱用铁皮紧固，供驻外使馆使用一年。二是“中华”牌卷烟出口始于1954年，受到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喜爱，最早的客户是香港德信行和澳门信中行，六七十年代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中华”牌卷烟也是供不应求，到目前为止“中华”牌卷烟出口份额仍占国内出口卷烟首位。三是“中华”特制听装卷烟曾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欧国家领导人，每年一千听。四是1968年起中国民航总局向上海卷烟厂定制硬盒十支装与硬盒五支装“中华”烟作为乘坐中国民航航班纪念品，赠送给中外乘客，1978年终止，历时十一年。五是“中华”牌卷烟长期作为特供商品进入外轮供应公司、友谊商店和华侨商店。由于“中华”烟生产数量有限，市场上难以买到，外宾、华侨与海员在国内购买“中华”牌卷烟需用外币或外汇到外轮友谊或华侨商店购买，被称为特供卷烟。直至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特供卷烟纳入省市计划才逐渐淡化。
中华烟价格是最高的
“中华”牌卷烟之所以享誉神州，是因为曾作为“国烟”被周总理在国宴上招待来自五大洲的贵宾。尤其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年期间，“中华”牌卷烟一直作为特供烟，主要供应对象是驻外使领馆和来华外宾，当时产量一直偏低，无法在市场上销售，这就使“中华”牌卷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文革期间，“中华”烟的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商业部按照“照顾特需、照顾边远、兼顾一般”的原则对全国进行分配。上海卷烟厂开始生产滤嘴“中华”烟后，第一次样品烟是由市烟糖公司派专人送到中央。1984年上海烟草公司成立时，“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1988年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为保证“中华”烟的市场供应，使消费者能真正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在上市的第二天，价格定在72元／条，市场开始平静。当时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自豪地说，13种名烟价格放开后，有的国烟价格已超过名牌洋烟万宝路、健牌，其中“中华”牌卷烟价格是最高的。
从1965至1967年，“中华”牌卷烟就出口香港市场。1985年，上海烟草进出口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出口820件“中华”牌等沪产卷烟，创汇11万美元，以后逐年上升，1992年出口295520件，创汇3991万美元，出口地区扩大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市场，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同时也为上海卷烟厂引进国际先进卷烟设备提供了充足的外汇储备。
精心打造民族品牌
中华牌卷烟之所以能赢得“国烟”的美誉，关键是中华牌卷烟的吸味纯净，质量上乘，富有清香之气。为了把好中华牌卷烟的质量，中华牌一问世，便得到了当时各级领导的极大关注，上至国家局、华东烟草公司和上海市公司，下至厂领导、车间领导，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中华牌卷烟基本上是按照“有多少烟叶生产多少香烟”的原则进行生产的。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内烟叶供应严重不足，因此，当时的中华牌卷烟的产量也一直较低，但中华牌卷烟的质量始终保持如一。
“文革”期间，港商在广交会期间，身上往往要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一包“三五”牌，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牌主要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牌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
“中华”烟是从五十年代开始走出国门的，当时的卷烟出口业务主要依靠土产进出口公司，仅限于销往港澳地区。1985年成立中国烟草上海进出口公司后，“中华”烟的出口业务逐渐步入了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特别是近三年来，每年以开拓十多个市场的速度递增，海外市场不断得到拓展。目前已销往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等各大洲，遍布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