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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酒，一般只用来给新出的清酒加香加厚，从未舍得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这是从黄公顺开馆就开始形成的规矩，攒这种酒就是攒家当，在物价不稳定的年代，这种酒是可以跟金条和银元一样保值的。谁要是想把这种原汁酒拿出来卖，马上就会遭到严厉斥责：“要把老祖宗的根基吃了不成？”黄公顺时期的习惯作为一种文化保留了下来。按照黄家的规矩，不到遇到大灾大难，这种酒是断不可动用的。
曹远亮这次破了规矩，他在心里祭拜石花酒厂的各位前辈，“前辈们原谅吧，我曹远亮本不是败家之子，无奈厂子到了今天的地步，我是万般无奈之下才动用‘老底’的，唯有这样，石花酒才能重塑金身，再放光芒！”
中国白酒专业协会副会长、国家评酒委员会专家组专家、中国著名白酒专家高景炎教授，在中国白酒界被尊为“北高”，高老在前一天晚上饮用3两石花霸王醉后，第二天评价说：“石花霸王醉清香纯正，细腻，香气郁人，香而不厌，完全是自然发酵的香气，没有任何人为添加因素；石花霸王醉酒体醇厚、丰满，酒度虽高达70度，在全国少见，但度高而不腻，饮后口不干、头不疼，号称‘襄樊极品酒’名副其实”。
职称为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陶家驰，是中国白酒专业协会技术顾问组专家、国家白酒特聘评酒专家、中国著名白酒专家，在中国白酒界号称“南陶”，陶老先生品尝了“霸王醉”后评价说，“‘霸王醉’度数虽然达到70度，却没有常见高档酒的那种火爆、辛辣，而是一种绵软、圆润、回味悠长，如同一首美妙的歌听罢许久仍有余韵绕梁之感，闻着如同俄罗斯的‘伏特加’一般醇香诱人，入口后却像法兰西的百年窖藏‘路易’系列那样醇厚绵长，饮后满口余香”。
漫长的封藏期使其成本昂贵而且存量非常少，上市时，霸王醉最终定价每瓶518元。
中华香烟
“中华”牌卷烟自1951年诞生至今已走过了50年发展的历程，五十年来，“中华”烟以其独特的品味和魅力征服了消费者，赢得了中国第一品牌——国烟的美誉。今天作为唯一荣获国家质量金质奖的中华烟，其间倾注了几代上海烟草人的心血和奉献，为此，原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深情地为中华烟五十年纪念活动题词：“五十年发展之路，半世纪中华情缘”表达了上海烟草职工的共同心声。当年参与中华烟开发和生产管理的老一辈烟草人回忆起创品牌的难忘历程无不心潮澎湃、关爱倍至。这里我们特将《上海烟业报》陆续刊发的部分文章摘录汇总，以飨读者。让我们更全面了解“中华”，热爱“中华”，进一步精心培育“中华”，为上海烟草再创辉煌作出新的贡献。
中华烟的诞生
解决前，卷烟市场份额大部分被颐中（英美）占领，高级卷烟就是“白锡包”。新中国诞生后，生产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这件事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海作为卷烟工业的发祥地，自然要担当起这一责任。
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中华烟草公司。根据上级要求，我们承担了生产“最好卷烟品牌”的任务。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中华牌”卷烟的研制。当时接受任务是以中华公司厂务科王承翰科长为主，朱尊权（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原郑州烟草研究所所长）和丁瑞康承担叶组配方等具体工作，共同研究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标准等。曹达（原中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和搞工艺的同志精心研究设计卷烟配方，并做了一个无牌的样烟。做样烟时，为了安全起见，搞工艺的同志连着两天两夜都在厂里，由大东南烟厂的老板张春申提供美国烟叶ａａB。样烟做成后，由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专程送北京，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评吸。中央领导评吸后，对这个样烟评价很好。于是，我们就策划要给这个最好的烟起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公司名称是中华烟草公司，故这个品牌也顺乎其名，特为之“中华”。
有了“中华”这个好名字后，我们就在解放日报上登报征集商标图案，并委托华商广告公司的丁浩负责代理。记得当时只花了100元钱（人民币）。广告刊出后，投稿人很多，其中华东美协秘书长画的一个商标最好，那时的商标正面是天安门城楼，深红全底加上五颗金色五角星，两旁两个大华表，下面用金水桥相连结，上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五个大字，背面是一个有底座的大华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
“中华”牌上市后一炮打响，从而使“白锡包”不再名列第一，而中华牌卷烟从此名居首位。
“中华”烟的研制
1951年，“中华牌”卷烟在中华二厂投入生产，1952年中华烟草公司并入上海烟草公司后，生产“中华牌”卷烟的任务就转给设备较先进的上烟二厂（即现在的上海卷烟厂），掌握配方任务就由乐宗韶和朱尊权承担。以后朱尊权调入部属烟草工业研究室，则负责“中华牌”卷烟质量的任务又落在乐宗韶和刘崇阳身上。
“中华牌”卷烟原配方中所用美国烟叶比重较大，这些都是过去进口库存的陈烟，当时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不可能继续进口美国烟叶，因而库存浙少，如何继续生产成为最主要和紧迫的问题。显然，以国产烟叶代替进口烟叶是唯一的出路。
为此，我们进一步研究各种进口烟叶的香味特征，并与国产各地方等级烟叶的香味品质作比较。研究认为，进口烟叶中部分香味属浓香型，这种烟叶基本可以用当时的上等许昌陈烟腰叶代替，供应量较充足，问题不大；另一类香味属清香型，部分云南烟叶与之较近似，可部分代替。此外，福建永定新发展的烤烟具有另一特征的清香，河南邓县的烤烟（当时称邓炕）也具有较独特的清香，问题是数量有限，只能少量使用。当时数量较足的山东和贵州的部分烤烟虽然清香烟味不甚突出，但可以起到协调烟香的作用。
利用这些烟叶的适当调配，结合选叶、退梗、人工发酵处理等技术措施，逐步减少了美国烟叶的用量，并一度实现了完全用国产烟叶生产“中华牌”卷烟，解决了原料的供应问题。
应当说明，当时“中华牌”卷烟的生产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公司领导对此十分重视。1954年食品工业部曾派工作组专门赴上海检查“中华牌”卷烟质量，规定“中华牌”卷烟配方如有较大的变动，必须经部里批准，并在原料供应等方面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中华牌”卷烟的产量虽然不大，但上烟公司和生产厂一直在不断努力改进质量，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早期中华烟原料的采购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上海就是依靠中央下达的烟叶调拨计划生产卷烟，上海对调拨计划的完成情况，经常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产品采购部、商业部、轻工业部等等。一遇到灾害缺货年份，计划完成不好，我们上海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向有关部去汇报，要求督促、支持，尤其是上等烟叶做中华的原料计划，请示汇报更多、更勤。在主管部门感到为难时，也不得不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因为一旦影响中华牌香烟的计划完成，牵涉到特需、礼品烟的供应就成大事了。国务院的办法就是开出介绍信，凭国务院介绍信去产区督促调运，产区因有国务院的介绍信也不得不作最大努力抓集中，抓复烤，抓调运，尽一切力量尽可能去完成调上海的计划。
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当年一般仅10％左右，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上等烟紧张，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省公司知道后，责成必须追回，调给上海，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
生产“中华”烟最大的问题是原料，刚开始生产时，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烟叶，后用国产烟叶替代，质量不够上乘。1954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派出工作组到烟厂，就“中华”烟质量问题开展调研。在研究试制国产烟叶替代中，使用了许昌、山东、福建、贵州等烟叶（从一、二级烟叶中选把）。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央规定，上述地区的一、二级烟叶全部调拨到上海，以确保“中华”烟的生产量。同时规定，“中华”烟配方由食品工业管理局管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