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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虎符的出土证实，史书中关于秦国法律的记载是可信的。秦律规定：除了战争时期，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持有虎符。根据杜虎符的铭文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军情非常紧急，发出烽火的警讯，统兵的将领不必等待符的两半相合，可以立即调兵采取军事行动。虎符被分成两半，左边的归统兵之将，右边的由国君掌管，两半合拢才能征调一支军队。虎符是军队指挥权的标志，它使所有的秦军都控制在国君一人手里。
根据合理的推测，秦国国君应该有无数个虎符。得知叛乱的消息，秦始皇迅速调集了大批的御林军，干净利落地镇压了反叛。由于无法窃取虎符，谋反的嫪毐就根本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失败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作为秦国军队的象征，兵马俑只能有一个最高统帅，那个人就是秦始皇。离兵马俑坑1公里左右，伟大的秦始皇就安葬在那个巨大的土堆下。
强大的秦军仅听命于一个人的调遣，这是秦军的幸运，秦军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了中国。或许，这又是秦军的不幸。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在他死后不到三年的时间，这支伟大的军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秦的军用高速公路
秦帝国灭亡后100年，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路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直道通衢，堑山堙谷。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
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秦直道——2000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从都城咸阳到北部边疆，过去没有多少道路，只有在两地之间取其捷径，才能使军队和粮草在战时快速地抵达北部边疆，为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利条件。
直道所过之处，地势险恶，至今人迹罕至。但它劈山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2000多年后，凄凄黄草下时隐时现的古道，仍旧让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在山上用黄土夯筑的，夯得非常结实。让现代人也着实为之惊叹。
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直道的上树木至今也无法成活，只有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够在表面生长，在某些地段，汽车仍然可以行驶。
为了证明史书对直道的描述，历史学家对道路遗迹做了勘测。
最终勘测出来的结果证明，这条道路基本上是正南正北的，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直道绵延向北，通到大漠深处的九原，全长700多公里。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
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这座古城遗址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秦九原城。当年的九原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警，专家估计：骑兵部队三天三夜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原，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内就能够基本完成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2000多年前，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秦帝国统一中国后，第一次拥有了前人无法想像的巨大动员能力，但如果没有掌握精确的大地测绘技术，仍旧无法在如此辽阔复杂的地域内完成这些工程。2000多年前，秦人真的有了精确测绘技术吗？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七块沾满泥土的木板，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奇怪的木板是什么东西。
考古人员将上面的泥土洗掉以后，发现这些木板上有字和线条，仔细观察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木板竟然是地图。
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木版地图。专家认定这是秦国一个县的行政区划图。如果秦人有一定的大地测绘技术，这些地图至少要符合定量制图学的六个标准。
这些地图除了没有比例尺以外，其它五个标准都具备，地形的起伏高下，河流的曲直，距离的远近方位等，描绘得都很清楚。
考古发现，这些地图属于一个军马场场长所有。地图在古代中国常常属于国家机密，一个军马场场长不可能拥有与帝国的军事工程有关的地图。从这些地图上，我们仍旧无法推断秦人是如何进行工程测绘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秦人必定拥有一批超越时代的工程人才。
在那么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条件之下，在这个现在都还非常荒凉的地方，要把这么一条路修成，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当时顺着直道走的时候，就发出了“轻民力”的感慨，感慨统治者对老百姓看得太轻了。
2000多年过去了，直道已经废弃了很久，偶尔有一些儿童在当年的路面上跑过。事实上，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
秦的总体战
总体战理论是现代人的发明，德国人埃里希·；鲁登道夫集其毕生经验于1935年写成《总体战》一书。他把现代战争看作是全民族的战争，把战争看作是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并且置身其中。战争不仅仅是政府与军队单方面的责任，战争是包括军事、民事、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混合物。战争的胜负与一国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根据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总体战是消耗战、持久战。总体战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尽量多的人送上战场，年满20岁的男子就应入伍，接受军事技能的训练，编入正规部队或后备役部队，直到规定期满之后方可退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行“辅助勤务法”，把17岁到60岁的男子都作为战争的动员对象纳入到总体战体制中。举国参战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保障。总体战在战术上强调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在局部形成优势，并且要动员强大的后备役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随地加入战局。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类似总体战的战略早已在各诸侯国中实行了。每个诸侯国都动员全国一切资源为它们的命运作最后的一搏。秦国是如此，其它六国也是如此，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
传说为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把种田、养畜、纺织看作是富国强兵之道，实现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战构想。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伟大军事家孙武写了一本兵法，后世称之为《孙子兵法》，在这部2000多年后仍然为人们所重视的书中讲到了战争的全方位性。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举国之战的成败，即“道”、“天”、“地”、“将”、“法”，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将领才干和法令制度，他把敌我双方幅员大小、物产多少、兵员的多寡、力量对比的强弱、基于双方实际情况的胜负判断等五个要素视为一个国家进行总体战胜负的关键。
孙子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说一定的土地面积，可以出一定的物质资源，而一定的物质资源，可以出一定的军队，一定的军队就构成了实力的对比，那么实力的对比决定了战争胜负的最后归属，从这点上看，秦国对土地的贪婪就是使它成为霸主的必由之路。
为了消灭对方的实力，争霸各国是不择手段的。古代就已经有了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在交战的各方中没有普通平民百姓与军人的区别，小战杀人“盈城”，大战杀人“盈野”，每一方都以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与战争潜力为目标。秦赵长平之战，秦军俘虏赵军40万人，尽数坑杀，一方面是消灭赵国的作战勇气，更主要的就是使赵国丧失再战的能力。
战国末期，秦国尽起全国60万大军由王翦率领伐楚，楚国也尽发全国之兵，与秦军对峙，楚军的失败不是由于士兵不勇敢，更不是统兵将领无谋略，然而楚军却在这场决定自己命运的战争中非常令人不解地失利了。
从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楚军的失利，竟是由于楚军动员人数过多，造成后勤供给发生困难，军粮无法得到可靠的保证，难以支撑下去，才被迫东走，为秦军趁机击破的。秦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缔造的，秦国全民的总体战体制使秦军的军粮、武器等军队必需品的供给得到了与其它六国相比更为有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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