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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即可，而不象《经法》等文献那样，非得从道出发才行。第四，把“道理”并列。其《解老》说：“啬之谓术也，先于道理。夫能啬也，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众人离于患，陷于祸，犹未知退，而不服从道理。圣人，未见祸患之形，虚无服从于道理，以称蚤服”；“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
5先秦诸子百家——法家
”把“道理”并列，亦是韩非破天荒之发明。
这说明，他已把理升华成了一个与道具有同等地位的最高哲学范畴，道被彻底掏空了，理成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第五，单独用理来说明问题，并贬低道。在《解老》中，他多次讲：“动弃理，则无成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举动理，则少祸害”；“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等等。这是将理独立于道的表现，《解老》还说：“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韩非认为：道生于术。显然，道在他那里已没有什么价值了。韩非的哲学便完全成了理哲学。韩非的理哲学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应当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还需做深入分析。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因素都有；二是从唯心论上说偏重于主观唯心主义。如《解老》说：“夫能自全也而尽随于万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尽之生也。”
韩非的“义理”学说在治国上的具体运用，有四点值得重视：一是义后来被他概括成了三纲的前身——“三顺”理论，其《忠孝》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二是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不要“思小利而忘法义”。三是理在实践上被他概括成了“任理去欲”。如其《南面》说：“人主欲为事，不能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四是“任理去欲”的深化，便是“诛心说”。其《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诛心说的最高境界是不让人去想！
七、韩非不是法家的学术及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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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韩非的学术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能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公羊春秋》不是儒学，董仲舒也非儒家。我们知道，《公羊春秋》的思想核心是义，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思想核心也是义，这两个义都出自《韩非子》，是韩非的义之借尸还魂。《公羊春秋》发展的“诛心说”，《春秋繁露》发展的“三纲”理论，亦都出自《韩非子》，即其始作俑者都是韩非。所以，《公羊春秋》本质上为法家文献，董仲舒属法家。
其次，能使我们对《韩非子》增进了认识。过去，理论界将韩非当作法家，无法发现《韩非子》的真谛，只有还其法家的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了解《韩非子》，发现其义理学说。只有发现其义理学说，才能正确评价韩非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对后来整个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刑名”学说，及法家与法家的联系与区别。
再次，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过去，理论界都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笔者早就指出，这是子虚乌有。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才是反思的科学基点。应当指出，《公羊春秋》与《春秋繁露》在汉代的存在，就是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有力回击，也是对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之百家合流的中心——“儒术合流”基点说的最好证明。儒术合流在本质上就是韩非法家之义理学说与儒学的合流。我们只有正确认识《韩非子》才能对百家合流作出科学的揭示，进而推动传统文化反思向深层次发展。
注：
（1）（2）（3）（4）（5）《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李斯列传》；《儒林列传》；《袁盎晁错列传》。
（6）《汉书》：《武帝纪》
（7）《韩非子》：《定法》
（8）（11）拙作：《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9）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10）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于南京“困陋斋”
（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秦代简史
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到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十五年。
秦始皇统一后，没有再用分封制，而是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确立了郡县制，使地方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这有利于消除分裂割据的局面，避免出现周朝分封导致的春秋战国的大乱格局。最初设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六个。中央政治制度则以三公九卿为核心，综合战国时期的官僚体制，使之系统化，对官吏的考核则用“上计”制，类似于现在的年度述职。此外，秦朝还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促进了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秦朝的统一思想和焚书坑儒则极大地破坏了文化，钳制了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消失，一统江山、一统思想和惩罚思想犯罪成了此后帝王的重要任务，这对古代思想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为防卫匈奴，秦在秦、燕、赵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成了著名的万里长城，这比现存的明长城更往北，距离也更长。
秦的灭亡主要在于残酷的法律制度为主的严酷统治，农民起义一爆发就势不可挡地让秦朝匆匆谢了历史之幕。中央集权制度
战国时，各国最高统治者都尊号为王。秦王政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因此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
自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并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等。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
以上这些规定，都表明皇帝在封建国家中享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
中央政府
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
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但统一后太尉实际却虚设，以便皇帝直接控制军队。
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辅佐丞相处理事务。
三公之间相互制约，便于皇帝集权于一身。
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
奉常，掌管宗庙礼仪；
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
太仆，管理宫廷车马；
卫尉，掌管皇宫保卫；
典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
廷尉，负责司法；
治粟内史，掌全国财政税收；
宗正，管理皇族内部事务；
少府，掌管全国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制造，以供皇室需要。
这些官僚都是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制度，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政治制度有深远的影响。
地方行政机构
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废除了古代的封国建藩制度，将战国后期已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秦末增至四十余郡，京畿内不设郡，设内史管辖，以别于其他诸郡。
郡设郡守，为一郡的最高长官，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郡守之下，设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又设监御史，负责监察。各郡每年必须定期向中央报告本地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和治安情况。一郡之内辖若干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足万户的设县长，统治全县人民。县令、县长之下设县尉，管全县军事，设县丞，助理县令、县长，并负责司法裁判。一县之内分为若干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负责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游徼负责地方治安。乡之下有亭、里等，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
法律制度
战国时期，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改法为律”，成为秦国最早的成文法。
自孝公时起，《秦律》经过多次补充、修改，到秦统一六国后，已形成一部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秦律》早已佚失，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