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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刘邦晚年时，汉初所封的九个异姓诸侯只余下了长沙王吴芮和闽粤王无诸，其他七个诸侯王都被铲除。为了防止皇权旁落，刘邦还煞费苦心的搞了个白马之盟，可见其重视程度之一斑。但是，刘邦在铲除异姓诸侯的同时又广封同姓王，使这一切的努力又付之东流。至刘邦死时，西汉王朝的地方行政单位共二零六个，其中：郡五十四个，同姓诸侯王九个，同姓诸侯王三个，功臣候一三七个，王子侯三个，外戚恩泽侯三个。政治上的诸侯分裂及其复杂。终于至刘恒时有刘兴居、刘长之叛，刘启时更是爆发了七国之乱，大汉江山险些断送。而西晋王朝更是应为八王之乱而倾覆，缩水为晋王国，把中国人托进了水深火热的五胡乱华、南北朝的人间地狱二零七年。
因此，实行郡县制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秦王朝的郡县制没有问题。恰恰相反，秦王朝的郡县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秦王朝的郡县制有很多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在于：绝对的中央集权化。秦王朝郡县制是每郡置郡守掌管全部事务，为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之外，置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指派监御史，监察郡县官员的行政、司法。郡内再分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统管全县政务，受郡守节制。设县尉管理全县军务。设县丞作管理司法审判工作。县内再分乡、里。而郡县的官员同中央一样，皆由皇帝直接任免，概不世袭。于是皇帝的统治，在郡县制下，从中央自然延伸和渗透到地方政权之中，由此而建立了从中央到郡县集中统一的政权。
2论秦之亡
我们可以看到，秦王朝的郡县基本上是缩小了的“中央”，从体制到人员设置完全由皇帝控制。中央与地方几乎是一体的。当然这有利于在幅员辽阔、交通通讯落后的大地上统一国家，但又很容易使中央的矛盾传染给地方。于是，中央咳嗽，地方感冒，地方出了问题又归咎于中央。它所造成的情况就是郡县没有或只有极小的自主权，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权力又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几乎所有的权力都由中央权力派生。但是，中央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统治者个人手中，于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变成了皇帝个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使整个秦王朝的政府变成了统治者的私人秘书处。人们对地方贪官污吏的反抗就容易转化成对中央政权的反抗，进而变成对统治者个人的反抗，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带，缺乏必要的政治张力。
所以，秦王朝的郡县制的不完善之处，的确是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绝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由于不行分封而亡的。
祸在秦律？
秦自公元前三五九年起，经商鞅两次变法，改法为律，制定了秦国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六篇刑律，创立了“什伍连坐”制。至嬴政统一中国前，秦国己经有了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完备的法规。嬴政继位之后，继承并发展了秦国原有的法律制度，陆续制定了许多的法律、法令，如“使黔首自实田”等。特别是在统一六国之后，嬴政坚决的实施了“一法律”、“定刑名”、“法令出一”的政策，使《秦律》通行于全国，有效的巩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定刑名”，在统一全国法律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我们目前看到的秦律只是秦律的部分，分律、令、法律问答、制、诏、例等。其罪名近二百种，刑种在八十种以上，分为生命刑十九种、肉刑十五种、使役刑三十二种、财产刑九种（含赎刑三种）。每一种刑罚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三种结合使用，如：耐为隶臣，刑为鬼新，黥为城旦，劓为城旦等。刑罚适用原则主要有：依犯罪人的身份等级定罪；区分共同犯罪与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集团犯罪从重，教唆青少罪犯罪从重；区分故意和过失关，故意从重，过失从轻；区分既遂、未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区分态度好坏，累犯从重，自首从轻，消除犯罪后果减免。此外，还规定了刑事犯罪的责任年龄。
另外，《秦律》还规定了有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法规。秦律在农业方面对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种子数量、庄稼生长和旱涝虫灾的报告等作了具体规定；在手工业方面对生产管理、劳动力调配、徒工训练和产品规格、质量的检验等作了具体规定；在商业方面对商品标价、货币流通、外商经营登记等作了具体规定。
为了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秦律》还规定了一套诉讼制质。审判机关为中央、郡、县三级，行政与司法不分。地方行政长官主管所辖郡、县的司法。诉讼可以由受害人提起，也可以由国家官吏提起。限制子女、奴婢的诉讼权利。审讯时一般不主张刑讯逼供，如行刑必须记录在案。重视现场勘验和搜集证据，实行“爰书”报告制度，判决后准许上诉等。
应当说，秦律从其条文细节来看，是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而且大体上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的。但是，秦法也有着其不足之处，如：法律条文繁杂，有些罪名就事论事，不够规范化，刑罚手段残酷等。特别是由于李斯主张“深督轻罪”和所谓轻罪重判可以使“民不敢犯”的理论，使秦代晚期对于法律的执行和实施日益僵化，陈胜、吴广自度毫无生机后铤而走险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秦真的是亡于秦律吗？似乎也不尽然。秦自公元前三五九年商鞅变法确立法治路线以来，至公元前二一零年嬴政逝世，秦王国并未因此而爆发农民起义。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我们依然以取秦代之的西汉王朝为例，进行一下比较。
西汉王朝统一全国后，立感“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制定了西汉的主要法典——《九章律》。《九章律》是萧何根据秦律制定，律有九篇，为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前六篇沿袭秦律的旧体例，内容以刑法为主，杂有审判、禁囚等规定。后三篇为萧何所创，是有关徭役、户籍、赋税和畜牧车马等事项的法规，亦称“事律”。而后为“正君臣之位”，刘邦命叔孙通及其弟子定有关朝廷制度的法规，刘盈时叔孙通又定宗庙议礼的法规。这就是《汉仪》，为维护朝廷、宗庙尊严，树立皇帝权威而立的一种有关礼仪的法规。又称“礼仪”、“仪品”、“仪法”。即《晋书·；刑法志》载：“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另外还有《金布律》（有关财政制度的法规）、《田律》（维护乡间社会秩序，管理农事、征收田赋的法律）、《钱律》（关于货币管理制度的法律），以及种类极其繁多的令、科、比等。这些法令条文构成了汉初的法律体系。
从数目上来看，比秦律可谓是半斤八两，而从内容上来看，实是不分伯仲。特别是萧何所定的《九章律》，大多参考于秦律，只是对于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进行了适当的删除，而秦律的法律原则、指导思想及其科罪定刑的标准并未更改。被汉朝士大夫视为秦之苛法的挟书、参夷、妖言诽谤、收孥相坐等律令更是岿然不动。
刘恒、刘启时，虽在法制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如除肉刑、定箠令、除收帑相坐律令、及规定徒刑刑期等。但这些改革并未触及汉法根本，且收帑律不久即复，相坐律更是名亡实存。至刘彻当政时，董仲舒提倡“引经决狱”即以《春秋》经义附会汉法，进行叛案量刑的刑法制度。实际上就是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准绳，抛开汉律，以儒家思想作为审理案件的指导思想。用柏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说不准学”、“自由心证”。其名为法比，实为乱法。刘彻时先后制定的还有张汤所著《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所定《朝律》六篇及《沈命法》等。
纵观西汉律令共三五九章，共一八八二项，仅死刑就有四零九条，《死罪决事比》一三四七二事。而更有《晋书·；刑法志》所载，东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
秦将王翦
王翦，频阳东乡人（今陕西铜川）。生卒年不详，始皇帝时期将领。少年时喜好兵法，后来奉事秦始皇帝。其子王贲，继承父亲之志，也是始皇帝统一六国时的一名著名将领。秦二世时，父子均卒。王翦孙王离继承爵位，后被项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