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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同文字‘，这无论如何评价，它本身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但文字毕竟只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内容却要广泛的多。秦始皇奉行‘以吏为师‘的政策，要人们只学法律，这就不是发展文化，而是窒息文化了。书同文变成了秦始皇推行封建文化专制的工具。
‘使黔首自实田‘，‘上农‘政策和徙民垦荒等，对进一步巩固封建私有制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本应有积极意义，但秦始皇却滥用民力，头会箕敛，使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完全遭到破坏。
‘焚书‘‘坑儒‘，十几年来几乎都说是秦始皇反复古，反分裂，坚持改革，维护统一的一项重大措施。评价更高者则认为是一次具有反复辟性质的政治思想革命。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对事情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一番考察吧。
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进颂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喜形于色。没料到博士淳于越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他建议应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以防大臣篡权，警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又指出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让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随之，李斯发表了著名的‘焚书‘议，当即得到秦始皇的准许，付诸实行。
就李斯提倡‘师今‘，反对淳于越‘师古‘而论，无疑是对的。但考察一下事件的全部就会发现，出发点是对的，而落脚点却大谬。从焚书内容看，把非秦纪的史书和‘诗书百家语‘统统烧掉，显然过了头。那种认为焚书是为了统一，把百家争鸣同统一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法家主张统一，儒家如孟轲，荀卿等又何尝不主张统一淳于越的建议尽管迂腐，其心还是向着秦始皇的。‘统一‘不应是‘统死‘，特别在思想上更不能‘统死‘。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焚书‘的直接结果，是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更高峰。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统治的晚年，当时社会危机已明显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刻，就是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该让臣下七嘴八舌，寻求对策。可是焚书却完全堵塞了言路。对统治者来说，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比较和选择，也就失去了应变的能力。秦朝只好沿着秦始皇那些极端政策更迅速地向覆亡滑去。所以‘焚书‘决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盘中的一步好棋。
关于‘坑儒‘，我们许多同志把它看作是‘焚书‘的继续或镇压反革命之举。为了分析这一历史公案，不妨把‘招祸‘那段文字摘引出来，弄个水落石出。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畏，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首先分析一下‘坑儒‘是不是‘焚书‘的继续。从卢生，侯生的议论看，与‘焚书‘事件无关。相反，他们是在焚书之后更加受到重用。秦始皇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接着便讲如何器重方术之士等等。事情是这样的乖戾，受青睐的方土也起来批评秦始皇了！秦始皇火冒三丈，勒令追查，结果把那些心怀不满的儒生一并拿来问罪，很显然，儒生是被株连受冤的。
其次，就事件的性质而论，卢生侯生等方士求仙药是荒唐的，而他们不正是投秦始皇之所好吗如果秦始皇能够翻然悔悟，不再迷信鬼神，杀了这些方土也算有些道理。然而他并没有迈出这一步。试问，有权的迷信家杀掉无权的迷信家能算是革命家吗再则，就其内容来讲，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批评基本上是切中要害的，没有言过其实的诬罔谩骂之语。而秦始皇却以‘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为借口，搞了一场‘坑儒‘奇案。从社会效果看，如果坑儒之后带来了文化的新发展，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评价秦始皇的这一粗暴行为。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秦始皇以反复古为名走到了极端的文化专制，一怒之下又杀了那么多人，这难道能称得起是革命吗
综上所述，秦始皇所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就单项推论，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却被另外一些政策，措施所抵消，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或起点不误，落脚点却走到了起点的反面。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都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阶层，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能够进行起码的正常的生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名悼文中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想从事任何其他活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秦始皇恰恰从总体上无情地破坏了这样的基础。他的破坏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秦始皇好大喜功，他超越战后秦朝物资匮乏，人丁稀疏的现实，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财力，进行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古长城，如龙腾蛇伏，绵延万里，巍巍壮观。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无穷智慧，仍为今天的人们所叹服。然而，这却又是秦始皇不顾‘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谬‘的现实，不顾百姓之急，不养老存孤，一意‘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的罪证。‘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呕哎哑，多于市人之言语。‘唐人杜牧的这篇名作《阿房宫赋》，自然带有艺术的夸张。但为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动用‘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那是司马迁清清楚楚写在《史记》中的。新近发掘出来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浩大的规模，威武的气派，也足证史记之不误，杜牧之合理。始皇二十八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
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这驰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树以青松，坦坦荡荡，这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也算得上是空前的交通设施了。然而这又耗费了多少民力！另外，‘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这又耗费多少的民力！还有戍五岭，击匈奴，又是百万之众。
不论上述这些工程，活动的性质如何，是它们的总和把人民淹没在大规模徭役，兵役的苦海里。试想，一个连简单的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朝代，无论怎样用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某项事业有什么伟大意义来为它辩解，它也是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的。
其次，秦始皇是一个少见的暴君，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真是跋前后，动辄得咎。我们一触及秦代的历史材料，成千上万的刑徒，罪人便映眼而来。刑徙，隐宫者，黥首者，被谪者，各种各样的‘罪人‘，无处不有，无时不见，平均一，二十人中就有一名罪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绝非虚言。整个秦王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范阳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范阳令这种人物的出现，恰恰是秦始皇行苛法的必然结果。
就这样，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成了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