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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帝为了控制自己的权力而建立的厂卫制度显然没有起到什么好效果，昏暗残忍的政治制度，加上连着几个皇帝的无稽荒唐，千创百孔的大明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没有活路的百姓们忍无可忍起来造反，崇祯皇帝口中的‘流寇‘们攻入北京自己做了皇帝。可惜这些不想饿死而起来造反的‘流寇‘们一吃饱饭就忘了本，在北京城中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根基未稳隐忧尚存之时就飘飘然准备要做皇帝做王爷好好享受一下了。一个女人成了导火索（陈圆圆之事是否是吴三桂降清的主要原因还有争议，但肯定是原因之一），前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举军降清，引满清入关，山海关一片石一场大战，闯王大军全军覆没，这也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大顺王朝昙花一现，继元之后的另一个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权——清登上了历史舞台。
清朝入关初期是相当血腥残忍的。野蛮落后的民族发现自己好象突然闯进了天堂，而且天堂里的一切好象都可以据为己有，烧杀掳掠的强盗行为也就不可避免（这在他们看来根本天经地义，关外的女真部落尚处在奴隶制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一向如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绝人寰。但满清毕竟不是傻子，终于认识到了这样非长远之计，于是颁布剃发令压制汉族人民的抵抗意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当无数高贵的头颅带着汉族传统的发式纷纷落地的时候，满清的目的达到了，清朝统治开始了。
清朝最杰出的一个皇帝是康熙，这位皇帝未成年便登基，年纪轻轻便不动声色的剪除了把持朝政的权臣敖拜，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才能。这位皇帝天资聪颖，是历朝历代很少见的多才多艺但又不误正事的一个皇帝。从敖拜事件中他意识到了权力集中的重要性，但高度集权的制度却又让他感到以一人之力操控百官的力不从心。怎么办呢？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特务机构是不可行的，前明的厂卫特务机构太臭名昭著，前车之鉴，绝不能冒天下之大不违。于是，这位皇帝搞了一个小发明，这就是清朝的‘密折奏事‘制度。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
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到了雍正即位，形势就很不一样了，同他的父亲不同，雍正是位苛察而御下极严的皇帝，大臣们在面对他的时候往往战战兢兢，生怕说错话，那是肯定要不留情面的斥责一顿的。雍正强化了‘密折奏事‘制度，允许官员‘风闻奏事‘，就是说可以不要证据只是听说就可以报告皇帝知道。这无疑方便了皇帝的耳目，但也有很大的弊端。‘风闻奏事‘给捕风捉影大开方便之门，一些官员莫名其妙被捕入狱，既不知道是谁告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很是制造了一些冤案。因为弊端太大，‘风闻奏事‘后来被禁止。
至于民间流传极广的‘血滴子‘，说它完全是胡编乱造也并不是事实，其实它是有原型的，血滴子的原型就是一个雍正早期的准特务机构——粘竿处。北京夏季知了很多，发出噪音扰人休息，粘竿处的任务顾名思义就是人手一根长竹竿把树上乱叫的知了‘粘‘下来消除‘噪音污染‘。但雍正给了这个机构一个额外的任务，就是出没于大街小巷茶楼酒肆听取民间议论回报朝廷，在雍正未登基前也肩负着收集其他皇子的情报为雍正争位做准备的任务。为什么说他是‘准‘特务机构呢？第一他只有情报收集权，没有任何行动和处置的权力，这点和明的厂卫系统不同。第二他的存在时间并不长，雍正登基不久就消失了，原因不明，也许是因为知道雍正太多早期争位时的秘密不宜保留。小说中对于‘血滴子‘的血腥描写就完全是艺术发挥了，雍正在位期间对官僚知识分子的管束极严，‘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又大大的触动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历史的书写权往往就掌握在他们手里，雍正就难免在他们口中成为一个残民以逞的暴君了。其实雍正的施政方针是很高明的，下层人民的生活也不错，只因为御下严厉就被称做‘暴君‘的确是有点冤枉。当然他的暴君名声还有很大原因是因为臭名昭著的‘文字狱‘，这点和我们的话题无关，但的确是雍正的一大污点。
清朝一直没有设立严格意义上的特务机构，密折奏事制度客观上起到了一些特务机构的部分作用，但毕竟不是特务。有鉴于明朝几次宦官专权祸国，清朝皇帝对这方面也十分注意，对太监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经常对犯规的太监动用‘非刑‘，也就是非常规手段处死。太监在清朝是十分没地位的，在宫中再红一些正直大臣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慈喜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在济南犯事，山东巡抚丁宝桢‘前门接旨后门杀人‘，连慈喜也救不了他的小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清朝宦官的地位。清朝皇帝在宫中立有铁牌：‘嫔妃太监妄言干政者杀无赦‘，可惜执行的并不彻底。先是一个孝庄皇太后，这个是个英明的女性政治家，为满清早期政权的稳定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最后出了慈喜老佛爷，把中国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太监不可干政绝对正确，这些身体人格都不健全的人一但掌权必然祸国。但嫔妃不可干政有人觉得不公平，觉得是对女性的歧视。其实并不是这样。由于中国女性长期处于受压迫地位，受教育机会也少，即使有也不会有人去教育她们如何治国理民而是学习一些<；女儿经>；什么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古代女性中很难产生有眼光有能力的政治家。武则天等杰出的女性政治家的地位本身就是奋斗而来，能取得这个地位本身就证明了她们的能力，所以并不具有普遍性。这个和‘男女平等‘思想是两码事，规定嫔妃不准干政还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客观的说，仅仅就特务机构来讲，清朝比明朝进步得多，直到清亡，一直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特务机构的设立（倒是民国后期蒋介石的统治下出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中统‘和‘军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