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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涛见他这么亲热，怪不好意思地躲开了一些，又腼腆地笑着，说：“这可算个什么，庄稼人懂得什么深沉的道理！
只是照实说说罢了！”
贾老师乐得搓搓手，说：“对嘛！你亲身感受的痛苦，就是目前的农民问题嘛！”说完了，抬脚匆匆走进去。耽了一会，端出一大碗稀菜饭，两个窝窝头，还有一小盘咸菜。他说：
“光顾跟你谈话，你还没吃饭哩！”
运涛连忙站起来，说：“这可好，正饿了！”
贾老师说：“饿了，你就吃吧。吃得饱饱的，咱们再谈。”
他点上一盏小油灯，挂在近处墙上照着。
运涛吃着饭，还听得院里雨响。心想：“要是不遇上这个人，睡没处睡，吃也没吃处。”
吃完了饭，贾老师又问了他一会子家世和为人。第二天还是下雨，运涛走不了，贾老师也回不了城。他搬了个小炕桌来，放在炕上，脱鞋上炕。屋顶上吊着个小秫秸箔，他摸出笔墨纸张，放在桌上。两个人面对着面，盘上腿谈着，贾老师就在纸上写。运涛迫切要知道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农民才能过得下去。贾老师说：“那就必须把帝国主义打跑，把封建势力打倒。”又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运涛心上豁然亮了，点点头说：“就是，一点不错！”运涛听了贾老师谈话，心上象开了个窗，艳丽的太阳照进来了。
贾老师说：“请你帮我做些事情吧！在乡村里，咱俩做个伴。”他在纸上写了几个项目，说：“比方说，捐税有多少种？具体到农民身上，他们要付出多少血汗？地租高的有多么高？低的有多么低？利息最高的几分？最低的几分？……嗯，能办得到吗？”又歪起头瞅着运涛，等他答复。
运涛是个明白人，听到这刻上，看贾老师的行动作派，知道他不是个普通人。他听说大地方出了共产党，也听得说过共产党是“为咱穷人谋幸福的。”可是还没见过。今天，他思乎着有八成是遇上了，可也说不定。他心惊了一会子，脸上腼腼腆腆地热起来。笑了笑说：“掂对着办吧，巴不得我要来请教你。”他还想到，以后有个大事小情儿，打个官司什么的，城里有个熟人指点指点，那才好呢！
贾老师说：“好嘛，你常来嘛！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人。常来谈谈，你们的生活啦，困难啦，有什么希望啦。我过去住在城市里，才来乡村里不久，什么都感到生疏。”停了一刻，他想了想，又说：“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他又歪起头瞅着运涛，等他表示态度。
运涛是个聪明人，听到这里，心上一时焦灼，两手不由得摇动，心上颤得不行，他想：“我今天可找到光明了！”他笑了说：“哪，好多了，要是能得到你经常开导，说不定我就会明白起来。”
贾老师说：“当然是！一个农民，他是爱劳动的，善良的，一经接触革命，就没有不聪明的。你知道什么叫革命吗？”
运涛摇摇头，说：“不知道！”
贾老师说：“就是封建势力、军阀政客们，不能推动社会前进，只能是社会的蟊贼。受苦的人们，工人和农民，就要起来打倒他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知道吗？”
运涛听完这句话，心上更加豁亮起来。一时胸膛里发热，传到脸上，传到手上。他由不得心神豁亮，笑眯眯地说：“我得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一行说着，嘴唇和脸庞颤抖得不行，好象自己再也管不住它们。
他这么一说，贾老师急起来，搓着手说：“好朋友！你自己知道就算了，可不能告诉别人！”停了一刻又说：“不过，要是有极可靠的人，也可以谈谈。”
贾老师，是当时本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县委书记。他的父亲是天津工厂的工人，他读了二年中学，也在工厂里作工。父亲介绍他入了党，成了共产党员。为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苛捐杂税被捕过，受过电刑。直到如今，说起话来嘴唇打颤，做起事来两手打着哆嗦。去年冬天，他才从监狱里出来，军阀们追捕得紧，在天津站不住脚，组织上派他回到家乡一带，来开辟工作。在高小学堂里当教员。
运涛又在他家歇过一夜，第二天早晨，日出天晴，他背上小铺盖卷赶回家去。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和父亲母亲围着桌子吃着饭，他把这话儿说了。严志和用筷子夹了一根咸菜，搁进嘴里，吮着咸味，低下头半天不说一句话。涛他娘也不说什么。一家子吃着饭，沉默了老半天，严志和长叹了一声，说：“跟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就教训到我骨头里去了。咱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说了这句话，严志和老长时间不吭声。
运涛说：“我看他不是平常的人……”
严志和不等运涛说下去，又说：“咳！现下那有咱庄稼人的活路！你还要经心，别学了大贵，那霸道们歹毒多多了！”
运涛看和他说不入套，实在无法谈下去，他心里想：“去找忠大伯吧，他走南闯北，知识开通。一定不和他一样！”他吃完了饭，把饭碗一推，踩着房后头那条小道，到锁井镇上，去找朱老忠。朱老忠吃完了饭，正坐在小门楼底下歇晌，运涛把出去打短工遇上贾老师的话说了。
朱老忠听着听着，由不得眉开眼笑，又低下头琢磨了一会子，连声说：“好，好，这不是一般人，是大有学问的！”运涛说：“我也这么看，他老是问：有多少捐？有多少税？地租高的多高，低的多低。还说穷苦人们要想得到自由，就得打倒军阀政客，庄稼人们一轰起来，解放自己。”
朱老忠听到这里，把手一拍，铜声响气地说：“嗨！这就说对头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运涛说：“他还叫我常去谈谈。大伯！你说我去吗？”
朱老忠拈着胡子，挪动板凳向运涛跟前凑了凑，绵言细语儿说：“去吧，孩子！去吧！扑摸扑摸，也许扑摸到共产党的门口。在老年间，咱这里还出过白莲教，闹过义和团哩！”
运涛伸起脖子，哑咪咪地问：“真的？大伯！”
朱老忠两只眼睛放出一道明亮的光辉，看着运涛说：“这都是你老巩爷爷亲口跟我说的。你老爷爷也想过参加义和团，打跑洋大人。你说的这个贾老师，一定是有根柢的人！”运涛把下巴拄在膝盖上，睁着大圆圆眼睛，想了半天，说：
“这人一定是个共产党！”
朱老忠畅亮地笑了，说：“共产党？我在关东的时候，就听得人们讲道过，苏联列宁领导无产阶级掌政，打倒资本家和地主，工人和农民翻起身来，如今也到了咱的脚下。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咱受苦人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
运涛又眨着大眼睛沉默了一会子，慢慢抬起头来，问：
“要是那样，我就还去找他！”
朱老忠扬起下巴，呵呵笑着说：“去吧！去吧！放心大胆地去吧！”说着立起身来，打了个舒展说：“好！看样子，咱种庄稼的人们也有前途、有希望了！”
从这天开始，运涛每逢星期的日子，就走到贾老师家去。贾老师和运涛谈了几次话，发现运涛是个阶级意识很清楚的人。运涛觉得每次和他谈了话，身上都是热烘烘的，看书做活都有劲。自此，严运涛觉得前面象亮着一盏灯，有一种力量鼓励他前进。他更爱给年轻的伙伴们讲故事，先讲一段故事，再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那时候，乡村里豪绅地主们的统治，还没有那么厉害，他们还睡在鼓里。只说他学得不着三不着两的，爱说疯话。年幼的人们都爱听他讲，今天讲，明天讲，讲得闺女小子们都不安起来。
这时，春兰才长成身个，细身腰、长脸盘、黑粹粹儿的。听了运涛的宣传，象春天的苇笋注上大地的浆液，长出绿色的小叶，精神充沛，永不疲倦。又象春天的紫柳，才生出绿色的嫩叶，一经风吹雨洒，就会摇摇摆摆，向人们显示：只有她是值得骄傲的！
这姑娘坐在门槛上做着针线的时候，学会了把身子靠在门扇上，捋着针上那根线，左捋右捋地捋半天，会使人怀疑她忘记把针线穿在布上。有一天晚上，她在机房里听了一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