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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萨尔茨堡，他们直接来到维也纳。迪耶戈奉命在内城区一座漂亮的私人住宅门前停车。
“咱们现在干什么？”
“不干什么。”
迪耶戈关上引擎。那座宅第带男像柱的门廊气派很大。雷伯望着门口，不做任何手势，坐在车上不动。
迪耶戈问：“你出生在这幢房子里？”
“是的。”
正在这个当儿，房子里出来几个小孩，其中一个把收音机贴着耳朵。
“你不想进去吗？”哈斯问。
“不。”
但是雷伯转过脸去，目送着两个孩子向波希米亚公署走去。这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年龄在十二至十五岁之间。“雷伯本来也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迪耶戈凭直觉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使他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沉默。雷伯又把脸转向挡风玻璃。
“开车。咱们走吧。”他暗哑地说。
下一站是一个名叫莱歇瑙的地方，不过车先在维也纳的申肯巷从头至尾走了一趟——“以前这儿有一家书店。”莱歇瑙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村庄。雷伯来到孤零零一个农家门前打听一个名叫埃玛·多宁的女人。住在那里的一对夫妻对她只有一点模糊的记亿。他们说她早就死了，雷伯仍不死心地说，“曾经有三个孩子寄养在她家，三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现在应该有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了。”
那对夫妇摇摇头；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埃玛·多宁以及一九四五年那时候三个孩子的下落。雷伯在村子里到处向人提这几个问题，得到的是相同的回答：己故的埃玛·多宁生前也很少有人知道。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先后有不少孩子在她那儿寄养过。
雷伯回到汽车里坐下，张开瘦骨嶙峋的大手搁在膝盖上。他低下头说：“咱们走吧，迪耶戈。”
他们在稍南的派耶尔巴赫略事逗留。那儿有一户姓多普勒的人家。雷伯向他们打听一个赶车的老人，说这老人是他的朋友，许多年前还留邀他去家里吃饭。
不，多普勒一家没有人记得他。他们当然记得自己的老爷爷，但不记得雷伯·克立姆罗德。
“你该问京特和他的姐姐，那时候他们在这里。可现在他们不住在奥地利了。他们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经营好几家糕点铺发了财。要是你有机会去里约热内卢的话”
然后，是奥地利的最后一站。
这个人四十多岁，名叫克勒尔，主持着一个在奥地利相当于公证处的法律事务所。他们事先通了电话约定，克勒尔在伊绪尔温泉等他们；迪耶戈开的车一到那里，他就上来。之后他们继续登程。
克勒尔好奇地注视着雷伯。
“家父告诉我，说他见过你一次，在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
“是一九四七年，”雷伯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克勒尔莞尔一笑。
“大概我的记忆力在衰退，要不就是家父记错了。那时侯我才四岁。但家父很清楚地记得你。六年前他去世的时候嘱咐我，要一丝不苟地满足你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说实话，我对你很感兴趣。三十二年来你—直铭记不忘，可不容易啊。”
雷伯笑了笑没说什么。
汽本抵达老家湖，停在派克旅馆门前。克勒尔一人下车。
“我们大概两个小时后回来，”雷伯说。“当然，请你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务必请你赏光。”
“不必太匆忙，我没关系，”克勒尔答道。
汽车开走了，这次的方向是名叫无底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终于看见一个湖泊出现在沉郁的峰峦之间；这些峰峦有一个不十分可爱的名称：死山。
“咱们下车走几步，迪耶戈。”
“我正求之不得呢。”
他们那里只是“走几步”，而是在登山。矮胖的阿根廷人平生最讨厌体力活动，尤其痛恨爬山。不多一会儿，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筋疲力竭地垮了下来。他看着雷伯以印弟安人的方式往前爬，还常常停下．好象要凭借超人的记忆力确定从前走过的路线，然后续续向前。他走到一处悬崖那儿，跪下来察看岩石地面。最后，他站起来一动不动，几乎垂直地俯视他脚下的黑色湖面。十分钟之后，他回到迪耶戈身边，手中好象握着什么东西，并且料到他的伙计心中一定感到纳罕。他张开手掌，掌心里是几颗生锈的自动手枪子弹壳。
“这可爱的地方叫什么名字？”迪耶戈问。
“扎普利茨。”
他们及时回到老家湖与克勒尔共进午餐。克勒尔在业余时间收集钟表，吃饭时尽是谈这种爱好。饭后才去墓地。他们来到与其他墓家离得较远的一座坟前，那里竖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什么铭文，然而铺满了鲜花，碑上只镌刻着两个字母：D．L．。
“三十二年来，”克勒尔很不好意思地说，“你在远方始终惦念着这位无名氏；我想，现在向你请教他的姓名恐怕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吧？”
克勒尔是中等身材。雷伯俯视着他的时候把一双灰色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令人肠断的哀伤。
“何必呢？”克立姆罗德回答说。“世界上只有我还记得他。”
回南美之前，他们到法国的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走了一道。在那儿，雷伯去扫了另一个墓——苏珊·塞梯尼亚兹的。然后他们去巴黎，会见一个名叫雅克·梅齐埃的法国人，迪耶戈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个法国人很久以前在里昂认识了雷伯。雷伯与梅齐埃谈到一个叫布尼姆·阿涅列维奇的人。迪耶戈记得他就是那个眼神忧郁的人，一九五一年，在王离开巴黎去和约瑟夫·斯大林小酌前夕，哈斯曾经在民族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问过他拉普语说很是否流利。到过北半球所有这些地方之后，他们才乘上一架班机飞往南半球。
他们先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年前妈咪塔——她的全名叫玛丽亚—伊格纳西姬·哈斯·德卡瓦哈尔——已在那里饮恨谢世，因为她始终没有抱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孙儿。“可怜的妈咪塔怎么也不肯承认我有九个子女，认为这些都是‘皇子与民女’做夫妻结的果。我曾把他们当中的三四个带去见奶奶，想让她高兴高兴，她却当我们的面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还去了佛罗里达街的阿尔梅拉斯画廊。老阿卡迪奥早已去世，当迪耶戈请他的孙女看一幅康定斯基的画时，她大为惊讶。
“你的意思是？”
“把它送给你。”迪耶戈以最迷人的风度说。“我只是受人之托，所以不必谢我。是这么回事：三十年前，兴许不止三十年了，你的祖父做过一件很有君子风度的事情。而托我赠送这幅画的是个从来不忘记任何事情的人，这种人是屈指可数的。顺便问一下，今晚你能赏光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她没有别的约会。
迪耶戈问雷伯：“现在去哪儿？”
“去佛罗里达看看兹比；再去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看一些人；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安盖尔一家，就这些。”迪耶戈只觉得从头项一直凉到脚跟。
“以后呢，雷伯？”
“以后就完了，迪耶戈。”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事。
公鸡中的战斗机 at 2007…8…20 15：19：04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2
“我叫阿诺德·巴姆。”这人对乔治·塔拉斯说。“今天上午从纽约给你打电话的是我，两个小时之前我又从班戈给你打了电话。”
他环顾四周，说：“你喜欢红颜色，是不是？”
“浴室是白色的，”塔拉斯回答时暗自思忖，我们如此对话，旁人听起来还以为是两个间谍在交换愚蠢的联络暗语。
他问来客：“喝杯茶好吗？我还有一些刚出炉的松饼，今天是星期五，每逢星期一、三、五，有人把松饼给我送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巴姆答道。“说实在，我简直冻坏了。”
透过书房狭小的窗户，他朝蓝丘湾以外的大西洋望去，不禁打了个寒颤。
“在我的家乡，”他说。“如果海水变成那种颜色，我们就统统钻进被窝，在床上一直呆到春天。”
“你从哪里来？”
“开曼布拉克岛。不过实际上我是小开曼岛人。”
塔拉斯接到巴姆的电话后曾经匆匆查看了一下地图，可惜地图实在简单得令人失望。
“该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