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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宽听了点点头，说：“嗯，是够乌七八糟的。陈录这家伙是很毒辣的，现在他是戴笠的红人，下一步完全可能当上军统上海站站长。他对我们很不友好，经常对我们下黑手，我们想找个同志潜伏到他身边去，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想让我去？”
“你觉得他会接受你吗？”
“你希望我去吗？”
“不，我不希望你离开我。”
“但是别无选择，因为你没有别的人选？”
“你也不是最合适的，他跟你家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只要你舍得我去，我一定可以打进去的。”
“我不舍得。”
“但你没有别的法子。”
“我再想想吧。”
“别想了，就让我去吧，没人比我更适合的。”
“可是……你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他恨的是我二哥，不是我，而且他也知道事情发生前我已经从家里出走。所以，我要去找他，他应该会接受我的。”
“我舍不得你去，很危险的，我先找找其他人再说吧。日本鬼子是我们当前的大敌，但国民党是我们的天敌，因为他们把我们共产党当作了天敌。”
高宽站起来，走向窗边，他沉思的背影显得忧思忡忡。
尽管高宽很不想让我离开他，但找来的一个个人都没有我适合。要接近陈录，非我莫属。就这样，六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穿着漂亮的裙子，拎着一袋行李离开了我的鸡、我的狗、我的菜地、我心爱的人、我收拾得十分温馨的小屋，住进了一家小客栈。我行李里有武汉的纪念品、良民证、土特产、标有武汉风景胜地的照片等等。总之，我来自武汉，我离家出走后的日子都是在武汉度过的……负责安排我和陈录“邂逅”的是郭阿姨老P和阎诗人。
7
陈录回家，经常要坐一路电车，我寄住的客栈楼下便是这路电车的一个站点，离二哥公司的办公楼相距也只有百十米远。那几天，我天天在房间里守着，郭阿姨则在二哥办公室守着电话。一天下午，郭阿姨接到阎诗人的电话，便来通知我：陈上车了，让我跟她走。我急忙站起来，她又说：“不急，车过来至少要二十分钟。他今天穿一件白衫衣，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有一个戴墨镜的人跟着他。我们有个同志已经跟他上车了，戴一顶毡帽，手上拿着一把折叠扇子，应该就站在他的身边，他会偷听你们的谈话，你要注意他的帽子，如果他脱下帽子，说明你可以跟他走，否则就算了。”我说：“好的。”她又交代我：“记住，你刚从武汉回来，准备在上海找工作做，暂住在客栈里，家里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天气热了，正是梅雨季节，客栈里潮湿闷热，她一路跑来，热了身，在房间一闷，便出了汗，脸上施的粉走了形。我帮她处理时，她发现我的手在抖。她安慰我不要紧张，可我还是有些紧张。我知道，从此我单飞了，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本来，郭阿姨是要陪我上车的，可上了街，在等车的时候，老G突然拉了辆黄包车来，把郭阿姨拉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突然的变故，让我变得更加紧张。事后我知道，这是高宽的决定，他这样做还是为了小心，因为郭阿姨的胖形象很扎眼，我们以前会过那么多次面，万一被人瞧见过，对我今后在那边潜伏很不利。
我上了车，很快看到穿白衬衫的陈录和他戴墨镜的保镖，还有那个戴帽子的同志。车上人不多，也不少。我有意往陈录那边挤，快到陈录身边时，有意借着车子启动之后的一个踉跄，踩了陈录保镖的脚，随即连忙道歉，说了一大堆话：“啊哟，对不起这位先生，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人不舒服，身上没劲，控制不住。哟，你看，把你鞋子都踩脏了，真对不起。”保镖说：“没事，小姐。”我说：“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您真好。说真的，上个月我在武汉也是坐车不小心撞了一个人，被臭骂了一顿。啊，还是我们上海人文明。”保镖很职业地淡然一笑，不开腔，随后让出一个抓手，示意我抓好。我又是连声道谢，完了转过身来站好。
刚才我说话时故意背对着陈录，但我相信，我的声音已经引起了他的敏感，我感到他一直在暗暗偷看我。稍后我转过身去，他便一眼认出了我。“这位武汉来的小姐好面熟啊。”他笑着小声对我说。我看着他，问：“先生是……”他摘掉眼镜，我认出他，失声叫道：“姐夫……”我以前就是这么叫他的。他立即用目光示意我安静。他戴上眼镜，往我挪近一点，悄悄问我：“你去哪里？”我说：“去医院看病。”医院和他家是同一站，这样我们可以同时下车。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刚从武汉来，路上太辛苦，几天没睡觉，可能感冒了。”他问我回来几天了，我说：“前天夜里到的，昨天在客栈里睡了一整天。”他看着我，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我说：“你可不要跟我家里说我回来了，也不要跟丽丽姐说。”他点点头，问我：“你回来干什么？”
感谢上帝，这是我最希望他问的话，原以为他要等下了车，有更好的交流机会时才会问的，没想到这么快就问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想找个事做，我从家里带的钱花完了，再不挣钱就只有当叫花子了。嗳，姐夫，你能帮我找个事做吗？”我有意轻叫一声姐夫，明显是一种有求于他的媚俗。为了表明我跟家里誓不两立的关系，趁他迟疑之际我又加了补充说明：“你可别把我回来的事告诉丽丽姐，否则我只有再流浪去了。”我已经巧妙地打了两张牌，表明我跟家“素无来往”。他沉默着，静静地看着我，甚至似乎有点同情我。他说：“待会我跟你一块下车，下车后再聊吧。”我想，第一步计划落实了：他愿意让我接近。
那个戴毡帽、拿扇子的同志一直站在我们身边，一声不响的。车到了站，我准备跟陈录下车，“扇子同志”抢在我们前面下了车。我注意到，他下车前拿掉了帽子。刚才我虽然几次看过他，但一直没认出他就是高宽，直到下车后他有意咳嗽了一声，我才恍然大悟。真是一位化装高手啊，我暗自叹道，偷偷看着他又戴上帽子，往前走去。
我等着陈录带我走，我想最好是陪我去医院看病，次之是去茶馆坐一坐。但他也许是有事，也许是谨慎，只是把我带到弄堂口，见四周没人，站在路边就跟我聊起来。他有点迫不及待地问我：“你真的没跟你家里联系过？”
我说：“我干吗要跟他们联系？我要联系就不会走了，我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是武汉那鬼热的天气，我连上海都不想回。”
他好奇地问：“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
我哼一声说：“说来丢人！懒得说，不过丽丽姐可能也知道，她同你说过吗？”
他说：“没呢，是什么？”
我说：“你猜呢？”
他说：“我哪里猜得着。”
我说：“他们要我跟阿牛结婚！你说荒不荒唐？所以我宁愿死也不想回去。”
他突然说：“现在你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我说：“那你错了，只要回去，他们肯定高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肯定还是希望我回去的，只是我伤透了心，回不了头了。”
他掏出一根烟抽，同情地看我一眼，说：“点点，不瞒你说，你家里出事了，你爸妈、大哥大嫂和一家子人都死了，包括你丽丽姐，也……和他们一起被日本人杀害了。”
我说：“不可能！”
他说：“真的。”他把大致经过跟我说一遍，只是虚构了丽丽姐和二哥，说他们也都死了。他说：“事发当天夜里，你丽丽姐正好在你家里，也被冤杀了。”他说得有名有堂，真真切切。我这才演起悲痛戏，如遭雷劈一般，昏过去了……他只好送我去医院，晚上又送我回客栈，一切都是我们计划中的。第二天上午，他又来客栈找我，带我出去吃中午饭，跟我商量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当天整个下午，我都在等同志来找我，可就是没人来。当晚，我实在想念高宽，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索性溜回家去，让高宽大吃一惊。“你怎么回来了？”高宽说，“你应该呆在客栈。”我说：“我等你们去人找我，你们怎么没去人呢？”他说：“我们看他上午去找过你，担心他留了眼线，想等观察一天再说。你这样回来太贸然了，万一他派人跟踪呢。”我说：“没有，我注意了的，绝对没有。”他问：“你这么急回来，有事吗？”我说：“我想你，我想到真要离开你了，不忍心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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