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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能带的她都带来，游泳、晒太阳、吃东西，小孩子身体好才能学习好。说她和爹爹的工资一暑假全都吃光喝净。确实，康妈妈家的孩子虽然分不清谁是谁，但一个个都活泼红润。有一段时间，康妈妈每次见了我，都对妈妈说，把你家的小不点给我吧，我没有女儿啊，我听了就精神紧张起来。妈妈有时也开玩笑地要把我送给康妈妈。倒是康妈妈看出了我确实一点儿不经逗，就笑着跟妈妈说：“不能再开玩笑了，不点儿是大孩子了。”
真的长大了，康妈妈见了我总说：“当时要是给我当了女儿……”
“文革”后再没有见过康妈妈的面。有时妇联开会，妈妈会说她看到了康妈妈，还是那样满脸都带着崇敬的表情。康妈妈也像当年，会把我们问个遍。但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
算起来，康妈妈今年已是80高龄，听她的秘书说这次生病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大姐的精神一直处在紧张不安之中。原来这年的8月，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随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头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解体。康妈妈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院。秘书说，大姐的情绪现在有时候还会很激动，让我们不要谈论太多这方面的事情，只谈些家常就好。我和妈妈走进去，妈妈在前，我在后。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很不愿意看到康妈妈现在的样子，我愿意20年前那个健康、愉快，满身散发着好闻的太阳和海水味道的康妈妈永远留在我记忆中。
康妈妈一眼看到妈妈，果然十分激动，第一句话就是：“郝治平啊，苏联的事情怎么得了……”
妈妈快步走上去，拉着康妈妈的手：“大姐，大姐，我早就要来看你，医生说一定要等病情平稳了才许来……”
康妈妈说：“除了着急，我们还有什么用……”
妈妈说：“大姐，大姐，你可千万急不得，急不得……，急坏了身体怎么得了？”
从康妈妈的病房出来，妈妈说以后再不带我，她以为我会比她更好控制感情，可我除了和两位老人家一起热泪长流，简直没用。
我整晚心情沉重。
康克清妈妈14岁参加革命，16岁随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浴血奋战，创造了革命队伍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这位老妈妈一生追随革命，追随伟人，俭朴自然，高尚勇敢。除了知有天下人，不知有自己。现在，她老了，她光荣和梦想的火炬在熊熊燃烧之后就要熄灭了。在她面前，我们这一辈人显得多么懦弱渺小！对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切的革命老妈妈，我有权利说：我不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后代，或者我平生只作过一名庸俗的医生吗？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让我们奋斗了一生的前辈，在垂暮之年如此惊悸不安，黯然神伤。我们难道不该羞愧吗？
窗外夜色正苍茫，电视里正在广播美国一个邪教领袖带领数十教徒自焚，画面上浓烟滚滚，美国公众强烈谴责政府处理不当。画面回放，邪教领袖正向徒众宣道：“世纪末灾难来临，只有跟随大卫教主者才能得到救赎……”
世纪末？什么叫做世纪末？我们已经来到世纪末吗？人们为什么如此恐慌？旧世纪过去了，不是还会有新的世纪吗？
回首往事，我们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得到过正义的改变世界的力量，也忍受了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暴虐。我们经历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仇恨，眼下又在忍耐苏联东欧巨变之后的失望。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变得不再重要，和平、发展，变成了世界主流，科技和经济进步就成了世界上最主要国家各自追求的头等目标。不管革命曾被颂扬为一种奇迹，还是被指认为一种罪恶，当它的喧嚣过去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先进国家和大多数后发国家之间的距离正在越拉越大。当我们希望摈弃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说法的时候，金钱和高科技技术手段正在全球造成范围更大的奴役和剥削。西方市场流行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温情脉脉地将我们的年轻一代变成美国生活方式的崇拜者，但是，从资源角度出发，地球只能养活一个美国。当一些后发国家以“东亚模式”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自以为可以在经济一体化的游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东南亚经济危机再次揭示美元霸权地位和金融扩张主义的威力。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掀起了新一轮“跑马圈地”运动，但这一次，他们不再依靠鸦片、毛瑟枪，不再依靠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他们的“武器”已经变成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变成了畅通全球的电子网络系统，和日益虚拟化的金融符号。我们既往习惯的正确立场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20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让许多话题已经无法讨论。
不仅如此，现代化的困境实际上使所有人心事重重，喜爱诗歌的人只能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语中去发现诗意。城市使每一个现代人都失去家园，变成经济统计数字中的一个黑点。信息的流动使每一种思想、制度和立场都失去界限因而失去对比的可能。艺术和商品的混淆是不是人性的退化？知识和理论向大众行为方式的妥协，是不是文明的腐败？谁说得准呢？这些在世纪末任凭邪教之火吞噬的生命，是不是真有点先知先觉的灵性？
窗外，世纪末的夜色果然浓密苍茫，在我的注视下，它们竟然交头接耳地爬进我的房间，使我整个人都像它们一样苍茫起来。
翻看本书的第一章，才想起，这区区20万字，我竟然已经写了四年！我把写这篇东西的缘起，归咎于一本台湾出版的漫画。为了寻访当年的心境，我又找出这本漫画，翻到那一页，四幅一组：一副担架抬人急诊室。两青年女子路过。一个说：“听说都38岁了……”另一个说：“她那么老了，为什么还要自杀？”然后我说，因为我已经大大地超过了38岁，不适宜再寻死觅活，所以只好不尴不尬地写点回忆。但这次，我发现了一个大大的错误，那个青年女子说的是：“听说都83岁了……”而不是“38岁”。四年前，由于中国繁体字还是阿拉伯数字，排版从左向右的大陆习惯，还是从右向左的台湾习惯在我脑子和眼睛之前打架，我竟然把关键的“83岁”看成了“38岁”。
当然，今天我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还是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今年虽然已经47岁，但离万念俱灰，连自杀都没有权利的83岁还有许多年华。只要我愿意，再上天入地的活几年，也不至于伤大雅。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虚无，因为我最怕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件事情，那原因却只是一个错误，或者叫误会。
17世纪英国作家弥尔顿写的《失乐园》，曾使我在15岁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就激动不已。现在我已经快结束中年，仍然这般执迷地将它中间的句子断章取义地用在我文章的每一节的开头。今天，当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看见，封底上赫然印着英国大诗人雪莱的话：
“弥尔顿巍然独立，照耀着不配他照耀的一代。”
真不幸，这好像又是一个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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