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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那天跟我说：“九·一三”事件之后，她被从北戴河直接转移到北京的玉泉山，接受专案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敬宜。原来还把她当成“九·一三”事件的有功之人，后来就成了“林彪留下的钉子”，待遇越来越坏。她给毛泽东写信，后来周恩来见了她，待遇稍好。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专案组对她的态度再次恶劣起来。“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不给，我交代的东西他们又不想要，我的日子那一段最难过。”后来我知道，豆豆的第三次自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豆豆说：“九·一三专案是‘文革’最后一个冤案，牵涉和打击了许多不该牵涉和打击的人。”
我问她现在的情况如何，她说她的关系现在郑州的一个汽车厂里，这次回北京是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并要求回到北京来。能够见到我她很高兴。她还问了我妈妈的情况，并说郝阿姨吃了那么多的苦，应该好好注意身体。她没有让我代问妈妈好，我原来担心她这样做。因为我不会向妈妈提起我见过她的事情，我知道，妈妈一定不高兴我见她，更不要说知道她持有以上令人吃惊的观点了。后来，我隐约向妈妈提起我见过豆豆的事情。还把豆豆那天谈话的主要意思告诉她。原来妈妈从王光美阿姨那里已经听到过类似的消息，豆豆去找光美阿姨，在要求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把自己的一些看法谈出来，光美阿姨大约是觉得这些事情和我们家有关，就告诉了妈妈。我说完了，妈妈问我：“豆豆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她的意思是：第一，叶群是坏人，林彪是好人，毛泽东是有缺点的人，尤其她讲爸爸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时，这个观点最鲜明。第二，‘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是被迫的，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走的。第三，‘九·一三’专案的审理是江青等人一手把持的，是‘文革’中又一冤案。”妈妈又问：“你怎么看？”我说：“第三点也许还有点根据。”妈妈说：“连林豆豆都喊冤了，别人该怎么办？”我当然懂得妈妈的意思，她这样说当然有道理。但我又觉得事情绝不仅仅如此。
果然，最近对“九·一三”事件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不算那些捕风捉影的猎奇说法，以我见到听到的，以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资格，用严肃的态度来回忆当时事件的观点和文章，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歌颂立场，将“九·一三”事件作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立下的伟大功绩。以汪东兴撰写的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还有张耀祠等人的回忆录等为代表。第二类则散见在各种报刊上，多为当年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过，后因“九·一三”事件受牵连的人所说所写，与豆豆的看法多少相同。
最近我又和豆豆见过一次面。我打电话约她出来吃饭，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她现在社科院工作，家也已经搬到北京。再见到她时，觉得她和十年前相比显得轻松和开朗一些，≮我们备用网址：≯人也胖了点。我记得她有严重的肠胃过敏症，就问她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她说身体已经好多了，现在什么都能吃了。她说她现在很忙，单位里的领导对她也很好，她所在的单位属于社科院，近年来经济上有困难。她帮他们报批了一个出租车公司，给单位挣了一点钱，还帮助别人做招商引资的顾问。单位里许多事情要她做，所以挺忙。我说我最近在报刊上见到一些说法，说1965年上海会议的事情林彪根本不知情，他听说罗总长受批判时流了泪，还情绪激动地说要找毛泽东当面谈。有些人说是你说的，我想知道是不是你接受了采访。豆豆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临走，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由官伟勋著，他是当年到林彪驻地帮助工作的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豆豆说：“我们觉得这本书写了一些实际情况，可以看。”我提到十年前那次见面时曾听她说关于“九·一三”事件她写过东西，我提出也想看看。她说，最近《炎黄春秋》上有一篇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描述比较客观，说她会帮我找一本来读。后来，我拿到了刊物也读了文章。这些文字都是在回忆当年事件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印证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三个观点。
“九·一三”事件恐怕还要被人们议论下去，但它更多的时候既不会被当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也不会集中在林彪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爱国者的问题上。像我这样，急于将这笔历史旧账挂在它应该挂在的人物名下的，多少有点像亲子寻仇的心态，也是绝无仅有了吧。今天的人之所以关心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因为除了人人都有好奇心，人人都认为他们有权利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当做娱乐自己的资料之外，还在消闲之余隐隐约约地觉着，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一点东西，会使自己看上去比身边的大多数人聪颖和高明，会使自己在今日变化莫测的现代生活中具有更多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能力。
但是，“九·一三”事件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毕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新中国建立政权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使所有人对革命权威和领袖权威的信任一落千丈，“文革”理论一夜破产，毛泽东的个人神话戛然而止。
对我们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毛泽东的“文革”囚徒——罗瑞卿，一家人从此再见天日。
注释
①见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版203页。
②见《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东方出版社有限公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12月香港第1版455页。
③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1版105页。
④北戴河中直疗养区林彪别墅所在地名。
⑤参见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27。等待重逢
如果黑夜把邪恶搜集暗藏起来，请把它们驱散……
——《失乐园》181页
一辆长途汽车在北京通往延庆的公路上颠簸着，车上坐着朵朵、了了和我。我们打听到自从1967年年底失去消息的猛猛哥哥现在那里的一个农场，就急急忙忙赶往那里。我们在车上没有多说话，很怕人家问我们上哪儿，因为人人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个劳改农场。但在肚子里，我们都很焦急和不安，五年没见的“老猛子”会是什么样子呢？
“文革”一开始，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他。他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唯一不肯承认爸爸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所以他的言行总带着一股桀骜不驯的劲头儿。规定我们每人的生活费不许超过每月20元，他偏偏要多花些钱买好吃的东西带给妈妈和我们，我们吃了东西，却说他不该这样做，老猛子不在乎，他老说：“看他们能怎么办？”爸爸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只有他提出要去看爸爸，而且坚持去了。除了妈妈，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有他在那些最可怕的日子里给过爸爸安慰。
他那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967年的岁末，妈妈和我们等他回家过新年。31号不见他的人影，转过年来还是没有音信。妈妈急了，让朵朵和我到清华去找他。结果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他的床铺上也是空空如也。我们好不容易从一个匆匆过往的人的口里得知：“罗宇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人问我们是谁，我们说是罗宇的妹妹，他说，那你们上公安局去问。我们去公安局信访办，和一大堆上访探监的人挤在一起等消息。最后有人隔着小窗户说：“人在我们这里，不能看，回去吧。”我们问能不能送东西，说：“什么都有，不用送。”我们很傻，没有经验，就真的以为什么都有。记得旁边有人答茬儿说：“送，送，只要能送就多多地送。”这些人当然是很有经验的，不过我们当时觉得自己租那些人不是一回事。谁晓得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铁杆反革命家属？所以我们是很耻于与他们为伍，他们的话差不多等同于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后来老猛子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是一身棉衣，后来就一直穿这身衣服。专案组的人还故意饿他，他饿得把木头桌子都啃得是牙印。如果我们那时能送点东西进去就好了。记得当时妈妈和我们知道他在公安局手里好像还觉着不是个最坏的消息，因为我们已经听说许多“黑帮”子女落到造反派手里被打死或者致残的消息。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