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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职务从服务变成了监督管理。先是规定我们每人每月只可以有20块钱生活费。那时候，爸妈每月的工资还是按数发给我们的，但规定20块钱，我们就只用20块。打破这个规定的只有猛猛哥哥，他常常用额外的钱去买点好吃的东西，我们吃掉这些东西，却批评猛猛不该打破这个规定。妈妈担心猛猛的不听话会惹来麻烦，只有他自己不在乎。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一，我觉得她念的，根本不像对联，文字语气的粗俗且不论，对联的基本特征对偶工整、平仄协调也根本谈不上。第二，我从她的口气和态度里，能猜出她并非善意，但不明白她的确切意思所在。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在这幅对联里虽然很富于变化，却含混不清。具体到我，老子英雄时是好汉，老子现在反动了就是混蛋了，叙述这个过程是想说明什么呢。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长时间以来，在一代青年中培养出来的革命热情急于找到实践的机会，当“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毛泽东的当年的分析标准对今天的青年学生已经不能再用，但是，不解决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带有封建种姓制度特征和明显流氓口吻的对联一经提出，就一夜传遍全国。当然，提出这个对联的人实际上不是流氓，他是个中学生，但当然自认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那一种。
全国的青年学生们迅速地被好汉和混蛋的标准分裂开来，一夜之间，许多人无缘无故地拥有优越的权利，更多的人则无缘无故地丧失了基本安全。确实有人，当然主要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也就是老子不能称为英雄的青年，在“文革”中成为这个对联的牺牲品。
团支部开始组织会议，希望能证明我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对“文革”的抵触情绪。有一次还找出我的一个笔记本，说封面上毛泽东的烫金头像严重剥落，怀疑是我故意弄的。这时候我才明白，团支部并不念我曾经有过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历史，只是强调我现在已经因为老子反动而是个混蛋了。但是她们好像在这种事情上经验不足，每次这样的会议都有点虎头蛇尾，比如关于毛泽东头像的事，我争辩了一下说那应该是烫金工艺的质量问题，天大一件事情就此没了下文。再后来，学校里更乱了一点，大家都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再听团支部那几个人的话，而是各自为政地成立了各种战斗队和造反组织。我自觉日子好过一点，更认为我也有革命的权利，就自己组织了战斗队。不过由于老子反动儿混蛋日益深入人心，我自己老有点儿披着羊皮的狼的感觉。好在那时建立组织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大家干革命又都很兴奋，很忙，所以没有人顾得上认真和我理论，我到底是狼还是羊。我们的组织叫红灯照，是义和团运动中女青年组织的称号。那时候战斗队都得有名字。红灯照里一共四个女孩，续亦红、王依农、孟满和我。除了我，她们三个人的家庭出身好像都还可以，其中续亦红的父亲还是海军的干部，这是。“红五类①”里的头一份——革军。
我这么说，是因为虽然谁都可以成立组织，但儿子的身份要根据老子的变，所以组织的高低贵贱也要分三六九等。一等一的是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以下是各种杂牌军。红灯照里因为有了我，充其量是个外围游击队，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业绩。我们只是煞有介事地将一间学生宿舍据为已有，在门上写了红灯照的字样，还通知说随时接待兄弟组织来串联。一两次去学校总务室领写大字报的毛笔、墨汁和浆糊之类，并且确实写过一两张大字报。红灯照的主要作用是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组织可以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时候，使我们这四个散兵游勇也有一个名义上的落脚之处，除了显得不太孤单外，也能大体上像个职业革命家。再后来，我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闹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对象，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卞仲云，被我们，她的学生们活活打死了。
我总是觉得下一代人孤陋寡闻，精神世界贫乏单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一些良家女子，本该最温文尔雅的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据说卞校长不是被一个人一次打死的，而是你一下，我一下被很多人，在很多次里不断地打死的。加上她原来就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所以直到今天，没有人对她的被打死负责。“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儿——迫害致死。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逃避法律的最伟大的文字创造。
想起来，当时我对卞校长的死并没有感到太吃惊。还不如我第一次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同年级的女生，剃光了头发，光着脚，手提带着大铜扣的军用皮带的时候来得刺激。后来，我又见一群我的女同学，大约都是红五类，把女附中的两个特级教师绑在一起打。这两个人为了献身教育，终身未嫁。两个老处女几十年来相依为命，只是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好有坏的学生。我看见这两个人在女学生的皮鞭和棍棒下面无人色。她们的细皮嫩肉很快开了花，鲜红的血从苍白的皮肤流出来的时候，我只觉得有点恶心和难以置信。两个老处女中较年轻的一个叫张玉寿，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像条快干死的鱼。又过了几天，我又看见也许是同一群女学生，也许不是，把另一个副校长胡玉涛的头发剪成阴阳头，从头到脚倒上一桶浆糊，又倒上一桶墨汁。胡校长一直在和学生们分辩着，到底是革命干部出身，她此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教育责任，不像两个老处女早就吓破了胆。她因此挨了更多的打。经过了这一切，到了卞校长被打死的消息传来，我一点也不吃惊了。
说起来，这些曾经呕心沥血，现在饱受虐待的教育者们也不该太为被她们自己的学生毒打而痛心。多少年来她们教过许多东西：从李时珍到牛顿，从达尔文到詹天佑。但她们从未告诉过我们，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在我们接受的人生观教育里，就算是依稀听到过这种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作为一种陪衬，都是在蜻蜓点水地被肯定之后，又被郑重地，不可质疑地否定了。提到生命的宝贵，只是为了最后说明它们并不真的那么宝贵，真正宝贵的东西只有革命的理想和事业。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小说主人公写下的一段名言：“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最浪漫的诗句也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在“文革”中被改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其实前句的“自由”二字也只是一种理想。这种改变只是更直白，更从字面上接近我们人生观教育的主题——革命。所以，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从来都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它只有在与革命理想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附带的意义。所以，当革命狂飙席卷一切的时候，失去生命不仅不会引起丝毫恐慌，反而成为最时髦，最有说服力的革命的来临的象征。所以，我的同学们（只因为她们是红五类）做下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而我（只因为已经不是红五类了，才做了旁观者）对此默默无言，并没有因为这类流血而引起对“文革”的任何怀疑和警惕。谁不承认，革命的人生观教育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真是气象万千的季节。文化革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惊心动魄的风景。除了我已经在上面仔细描绘过的学生打先生，而且要打死的事情之外，人们为了显示自己对革命理想的忠诚，正争先恐后地上演着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戏剧。
这时候，受伤的爸爸一直住在医院里。我从未提出过去看他，也未向任何人打听过他的情况。不仅如此，我老在问自己，想象着如果爸爸伤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