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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当权力的欲望折磨着这位曾经骁勇善战的元帅，当他在和平的日子里，对自己日益变得平庸感到不满，当他出于对党的领袖和党内体制的深刻理解，自信能够凭借自己的方式，搅浑毛泽东的这盆水，创造另一份自己的家业的时候，他更得目光如炬地选择忠于自己的人了。
道理再简单不过。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演戏，这句戏词儿可以这样唱：浑水摸鱼，已是国防部长锦囊中的妙计。怎容忍，总参谋长罗瑞卿，水清无鱼？……
17。走上祭坛
他们歌唱，光荣归于至高者……
——《失乐园》257页
读我自己写下的这些故旧之事，我总会有忽然失去真实的感觉。
我说总会，是因为从我十年前有机会接触到“文革”期间，爸爸在监狱里亲笔写下的自传开始，我就对这些发生在“文革”前夕的事感到荒谬和难以置信。
现在我多少明白了，我的毛病在于我总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培育了我精神世界的共产党人，党的领袖，也有如此委琐，如此丑陋的人性弱点。我总是难过地发现，我的父辈，这些高大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们竟然不是可以避免人类弱点的超人。我惊异，一个伟大的事业和一些伟大的人物，却由于一些如此渺小的原因演出了令后人汗颜的滑稽戏。
这种人类弱点和渺小的原因通常包括：自大狂、偏听偏信和背信弃义。
就算林彪已经洞悉了罗瑞卿的为人，但爸爸在军政两界担任的重要职务，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密关系以及在其他党的领导人，包括各位军委副主席面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精明强干的形象，已经创造的卓越工作成绩，都使林彪不能等闲视之。要搬掉罗瑞卿这块绊脚石，他还有许多事情得做。其中，动摇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
1965年2月，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的路程。刘亚楼得的是肝癌，医生们已经对他的病束手无策。刘亚楼的妻子叫翟云英，原来是个医生，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她长得挺好看，后来才知道她有俄国血统。
据她讲，林彪的妻子叶群，在那一段时间里忽然成了刘亚楼病房里的常客。叶群一来就要谈上半天，连她翟云英也不准在场。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的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身边坐稳，叶群的汽车又掉头回来，翟云英只好再次离开病房。叶群和刘亚楼谈什么，翟云英不知道，刘亚楼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觉得丈夫在那一段时间里非常烦躁。使她更为吃惊的是，林彪竟然也一改平日怕风怕光怕见人的规矩，打破他从来不看望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例，亲自跑到刘亚楼的病房里来和他谈话。内容仍是非常秘密的。
这时候，爸爸专程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却让爸爸先找刘亚楼谈。爸爸对林彪的安排十分奇怪，但是他正好也想看看刘亚楼，就先去了华东医院。爸爸安慰刘亚楼，要他安心养病，要心胸开阔。刘亚楼对爸爸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他还要爸爸对林彪不要有误会。这些话使爸爸如坠五里雾中，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林彪通过刘亚楼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争取和试探，看他到底肯不肯上林彪这条船。后来，爸爸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说：“我当时只是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刘亚楼沉吟了许久，又对爸爸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爸爸对这些话同样没有在意，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爸爸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
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之后，林彪才出来见爸爸。林彪问爸爸和刘亚楼谈得如何，爸爸只是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爸爸根本没懂他的意思，他对爸爸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他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爸爸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对爸爸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到此结束，但是林彪的话却未使爸爸感到丝毫的宽慰。实际上，爸爸虽然在军委办公会上为1964年在全军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辩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将领都不同意全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但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已经急速降温了。更令爸爸心乱如麻的是，他完全无法估计他和林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
爸爸后来曾经对妈妈说，1965年那一年，他的心情很不好。林彪经常会和他说一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什么“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老婆孩子也不会连累”等等。对于类似的话，爸爸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能够维持礼貌就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有一次，林彪说得太多了，他再不开腔实在不行了。爸爸小心翼翼地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和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爸爸说这话实在是有点自作多情。因为没过多久，林彪和毛泽东都毅然决然地割断了他们和爸爸的关系。但正是这种自作多情的话引起了林彪更大的不满，他要的是爸爸对他个人绝对的服从，而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每次进行完一场这样的谈话，爸爸就觉得很忧郁，他不懂林彪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多疑。他只能安慰自己，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林彪在长期养病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坏脾气。
1965年4月上旬，爸爸要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爸爸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他自己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说，不要来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星期会，然后再来汇报。4月28日，爸爸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在北京开完了会，然后陪同贺龙元帅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为了向林彪汇报，爸爸又只身去了上海。
林彪知道爸爸先陪贺龙去了武昌，心里已经不满。一见了面就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要加强通气。”然后又说：“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林彪还对爸爸和他之间的通气规定了五条。这五条大概的意思是，如林彪在北京，要×日一次汇报工作，如在外地也要×月一次。爸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用不着事先联系，也用不着事先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在向爸爸说明通气的重要性时竟然还拿出了党章一字一句地念起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使爸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仍然不能懂得林彪的火气到底从何而来。爸爸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说：“你能做到，就好。”
当时，刘亚楼的病已经很重，父亲去看他，告诉他：“毛主席要你好好休养。”刘亚楼说：“我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妈妈也在场，她听到刘亚楼的话曾经起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刘亚楼为什么没有在谈到身体健康的问题时，在毛主席和爸爸之间提到林彪，要照当时的常理，刘亚楼是不会疏忽这种问题的。但是因为当时妈妈看到刘亚楼病势深重，心里很悲痛，就没有再想下去。也没有料到，这种“疏忽”是因为刘亚楼已经对林彪想在他这里打开整爸爸的口子有所恍悟，而对林彪产生了不满。第二天上午，刘亚楼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爸爸曾经很难过。因为刘亚楼是一个能干得力的干部，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刘亚楼的丧事办完后，爸妈还请翟云英和她的孩子们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记住了刘亚楼叔叔有一个儿子的中文说得特别差，据说是因为他从小跟了一个只会说俄语的苏联保姆，所以从此学不好中国话了。但他的名字却非常中国，叫刘煜奋，爸爸说：“你的名字又热又亮。”我查了字典，“煜”是火焰和照耀的意思。
5月25日，爸爸深夜才回家。连续几天的作战会议使他已经很疲倦。一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一份电话记录。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