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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由贺龙元帅领导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元帅领导的国防科委之旬，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制造与维修，整机与配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互相矛后的问题。
对于两个老帅之间由于工作产生的不协调，周恩来总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1961年8月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11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11月29日，中央批转厂爸爸向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空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密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在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直接归日管理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主管原子能工业）、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主管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并作为国防工委、国防科委两委之间联系协作和组织日常工作的日子，在党内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决定，爸爸兼任这个国防工办的主任。
也许是这个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确有成绩，协助两个老帅解决了许多原来不好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办公室加强了毛泽尔和周恩来两人对国防工业和科研领域的领导，使他们的意见史通畅直接地到达这两个重要部门。1962年底，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明确规定国防工办是国务院管理国防工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对中央负责。它对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委，在工作上是指导关系，两委有关的各项工作，应首先经过国防工业办公室研究处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原来的中央军委国防上业委员会，把它的任务并人国防工办，更加重了国防工办的任务。
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爸爸是个有公心、不讲价钱的人，办事情不仅效率高，而且有分寸，既有尊重上级的习惯，在下级面前又有威信。事实证明他是这一时期各位老帅都能够接受的人。所以，尽管这个职务的设计复杂而且缺乏安全性，周恩来却真是没有选错人，爸爸是主管这个部门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爸爸在1962年12月19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说：“在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维持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各委、部要协调的事情，还是先送到口子（指国防工办这个口子）来，先通过口子上处理，不要事无巨细都直接捅到两位元帅那里去。元帅们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要让他们有时间考虑和掌握大问题、大事情，关于具体工作，在他们的指示下，我们就要多挡一些。如果发生瞎指挥，我们可以承认错误。”不管当时或者后来别人怎样想，爸爸说这番话是由衷的。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劳苦和忘我工作可以节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各位元帅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大政方针，多考虑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经济困难尚未克服的那些日子里，爸爸觉得这是他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分忧的最好方式。
在这种环境里，尤其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爸爸一共担任了五个方面的13个职务。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他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上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还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人大，他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爸爸一天之内要处理的问题，从命令空军打击侵人领空的敌机到同某个犯了腐化错误的高级干部谈话；从处理某一军工厂出的安全事故到调解某一院校因训练场地同当地人民公社发生的纠纷；从修改第几天要见报的社论到研究如何安排亚非留学生在院校的课程；从检查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到处理文工团住房靠木工房太近、噪音太大的问题。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
爸爸会多。书记处的会，国务院的会他要参加，政治局的会他要列席。军委的会他不仅要参加，还要当军委办公会的主持人。总参和国防工委的办公会、党委会他都是主持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指示、讲话，他不仅要及时向下传达，而且要向未听到这些指示、讲话的各位老帅逐一登门汇报。
爸爸要处理的文件多。秘书们曾在1961年作过一个统计，1960年全年共收文件3。6万份，平均每月3000份，每天100份。当然没有人能看完这么多文件，爸爸的四个秘书帮了大忙，爸爸说：“没有你们我弄不了这么多事……”后来文件逐年增多，秘书们也懒得再作什么统计。
爸爸出差，无论火车飞机轮船，办公室就直接搬上去。好在爸爸身体好，多大的风浪或者气流，他从不晕机晕船；爸爸记忆力极好，任何数字他可以过目不忘，譬如说部队番号、驻地、编制和科研项目中的武器型号、性能他都能脱口而出。这也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而且使他的上下级都对此印象深刻，对他生出许多额外的信任。
爸爸小时候在家乡读小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春游，至一古庙罗汉堂，见一罗汉于睡乡中恬静安然，爸爸心有所感，一时口占成打油诗四句：一睡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当时，周围的同学都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现在，爸爸是在做大事了，这是他从小就向往，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所以我断定，这是他最无怨无悔，最忙碌但也是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在爸爸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这段时间里，我对他的印象最模糊。不知道哥哥姐姐们怎么想，我觉得在很长时间里，我甚至说不上是和爸爸亲密的。我们好像总在各种各样的时间里等待他，等他从外面开会回来，等他打完一个又一个电话，等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等他下楼来吃饭，等他兑现偶尔答应，带我们出去玩的许诺。
有一次，爸爸大大地得罪了我。那是一个新年即将来临的日子。北京那时候冬大的雪比现在多。下雪和过年都使我们小孩子兴奋无比。我和弟弟决定在我们家的前厅里，在画着那种神秘图案的水磨石地上布置一个玩具方阵，以表达我们小孩子过年的喜悦。我们把所有的玩具，洋娃娃、布狗熊、各种大小的玩具汽车，还有不倒翁、花皮球等等都抱出来。方阵很快摆好，窗外的大雪静悄悄地落满了庭院，和我们一起等待爸爸从外面回来。好容易，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汽车轮子在院子里洁白的积雪上画了几条好看的弧线，车门开时，秘书已经冒着大雪在门边迎候。爸爸一边和秘书交谈一边快步走进前厅，爸爸对前厅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心不在焉，不仅根本没注意我们美丽的玩具方阵，甚至还在跨越这些方阵的时候微微皱起了眉毛。最不可原谅的是他碰坏了我最心爱的一个白瓷鸽子，这鸽子美丽的一双红眼睛只剩下一只。我猜爸爸根本没有发觉他做的事，但我却伤心了好几天：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听到大门口响起汽车喇叭，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怨恨、害怕还是陌生，我掉头就跑。爸爸一定是看见我了，他走下汽车的时候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紧张得心怦怦跳，但是却执意躲在藏身的地方不肯出来。我听到爸爸跟妈妈说：“奇怪，刚刚看见点儿在院一子里的，怎么一眨眼不见了？”这时候我心里很满意，因为我叫他失望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成了一个矫情女孩。如果有几天见不着爸妈的面，我就会心里不安，会整天泄气，还会怀疑爸妈是否还爱自己的孩子。一天临睡，我居然突发奇想，跑到别人的床上拿来好几个大枕头，胡乱塞在脖子底下，摆了一个难受无比的姿势睡着了。我想，如果爸妈还关心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们就会来关照我，把我从这种难受的姿势中解救出来。深夜，我在朦胧中觉得房中的灯被打开了，我听见爸爸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子就睡了？随后有人从我身下拿走了那些枕头，我相信那是妈妈。
我曾经把这段经历写在我的另一本书《非凡的年代》里，一个自认为在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的友人看后对我说，那晚的情景也许只是一个梦，只是我这种矫情女孩在心理暗示下产生的幻觉，而我的爸妈根本没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