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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更是将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清教徒式的极端生活方式推及整个社会。而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人了青年时代。当我学了医以后才知道，这是人一生中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期。人通常会在生命的这一周期中生发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渴望浪漫柔情，更渴望献身理想和正义。
我的同学们回忆，在女附中的日子里，我在大家的眼里实际上就是革命的化身。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很革命的家庭里，自然有良好的背景和充足的理由追随革命。另一个也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过盛的精力在那里作祟，同学们说，虽然整体上说我还不是一个一点不通情理的人，但在每一个革命化的活动里，我总令她们心惊胆战，因为我总能充分运用想象力，使这些活动有声有色，别出心裁。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运动里，我提议全班同学利用星期天徒步走到香山，以模仿部队行军的方式，体现我们不怕苫，不怕累的精神。今天我已经快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我的同学中很多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她们说由于我不肯稍稍松懈，由于我始终走在队伍的前边，由于我帮别人背了背包（我一点不记得我们还打了背包），她们只好无可奈何，而又痛苦万分地跟着我。她们也许有点佩服我，因为我和她们一样汗流侠背，在行程的后半截一瘸一拐。但更多的是恨我，有一个同学说她跟在我后面一整大，我高个子长腿的身影在她眼前晃，使她从早到晚都在想我会像路边收获的高粱一样被镰刀齐根砍断。但她们对我毫无办法，因为我坚毅的身影确实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每当这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她们都惧怕我的出现，因为我总能成功地把这种场合赋予了庄严的革命意义，又能够身体力行地向她们证明，她们可以像我一样。
遗憾的是这种革命戏剧不是总由我领衔主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个个是热血沸腾的革命好手。班里很快成立了共青团支部，由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组成。我因为不够入团年龄只有眼红的份，但我很快就感受到团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来自它的强大压力。
有一天，我被告诉下课后到团支部书记家去。去了才知道是团支部组织的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这是当年一种很通行的革命教育方式，通过吃用野菜和糠做的最粗糙的饭食，以表示不忘劳苦阶级的根本。一般认为，食物的粗糙程度和参加者革命化的决心成正比。我们这些参加者是团支部经过认真筛选认为可靠的人。所以食物尽管难以下咽，所有的人仍然兴致勃勃，红光满面。但是团支书的姥姥嫌我们做忆苦饭的时候将她的厨房搞得一塌糊涂，坚决不许我们继续活动，后来由团支书的父亲出面批评了姥姥的落后，我们才得以勉强完成所有吃忆苦饭的仪式。这以后，团支部只好不断召集其他方式的会议。每次课上课下，团支部那几个人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时候，全班的人就都紧张起来，不知道谁会被召集，谁会落选。我虽然也会紧张一下，但心里基本上是有把握的，接到日头通知以后，就颇为洋洋得意。这种会议除了进行正面教育外，一开始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经常会听到团支部对一些所谓落后同学的分析和评价，譬如谁的父亲解放前是小商贩，所以她会在与人相处中斤斤计较。谁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也会被怀疑家中有海外关系。还有一个同学因家庭困难中请助学金，但被发现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个吃定息的小资本家。尽管她的父亲早死，尽管她的母亲是被父亲遗弃的姨太太，尽管她父亲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给过她半点帮助，但是她的助学金不仅得不到批准，她还在我们这些人中留下了对组织隐瞒问题的恶劣印象。我开始还怀疑，这些朝夕相处年龄相当的普通女孩未必像团支部会议上说的那样面目可憎，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我会在事后真的觉得这些人异样。久而久之，我颇有了一些阶级斗争观念，很能够用一个可靠的，团支部发展对象的全部特征塑造自己，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所有的事情。
这一时期，我和我周围的人对于这样的思想训练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它渐渐在我心里培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童年的迷茫上面，分明日益长出一个坚毅的完全不同的自我。而且，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力量对比，竟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开始它们还可以相安无事。夜半无论是梦中还是醒来，我觉着躺在床上的都是童年的那个我，充满疑惑和朦胧，万事可以商量，没有定见的。天一亮，那个坚毅的我就开始行动和讲话，而它则是讲原则，不动摇，万事有主见的。问题是，随着思想训练的不断严格和革命自觉性的不断增强，我终于认识到，白天的这个自我之所以还不够坚毅和顽强，之所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完全是因为晚上的那个自我在作祟。于是白天的自我决心向晚上的那一个开展坚决斗争。记得第一次读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惊讶，因为我觉得他提倡的修养方法早已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我们成了一群简单忙碌又愉快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心中都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每天的生活目的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课堂上我们为革命学习，代表无产阶级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课余，我们为革命锻炼身体或者为革命唱歌、读书、娱乐等等，晚上我们大写“雷锋日记”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使这些文章的文风、文体和语言都与报纸上发表的同类文章酷肖，后来又发现原来这种文风是属于毛泽东的，只不过是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在有意无意地仿效。夜晚灯下，我们仍然孜孜不倦，目光炯炯地检查一整天来所做所为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和毛主席的教导。这种时候我们唯一的烦恼是没有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马上检验我们对革命的忠诚和马上为革命作出牺牲，而最痛苦的事情则是发现自己做得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有很远。
我姐如朵朵和她的好朋友，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雁玲同在景山学校读书。她们虔诚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罗惊涛和刘骇浪，表达自己不怕风雨，随时准备迎接革命考验的情怀。中学生杂志上登出［·］了她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迅跑的事迹，使她们成为中学生，尤其是干部子弟学习的榜样。我捧着这本杂志，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唯一不满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插图。它把两个人都画成背影，而在我眼里她们是革命青年里非常漂亮的人物，好不容易上了杂志，只画了背影，实在说不过去。
假期里，爸妈根据我们的意愿送我们去进行方式不同的锻炼、由于爸妈的工作岗位，我们接触连队的机会较多。我们和连队里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结下深厚友谊，熟悉和喜爱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们热烈地爱上演出队演出的通俗文艺节日，在全国调演期问，我们夜夜沉浸在普通士兵革命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里。这一年的国庆节，师大女附中初一年级在北海公园游园会上演出的节目是由我主演和组织排练的，名字叫“小王赶车”。这个表演唱完全是从战士演出队的节目中移植的，表现了一个年轻的驭手，在参军后的不长时间里过了生活关、技术关和艰苦关等等，完成了革命化的重要步骤。我们七八个女孩子，一律把头发剪得齐耳根，一律穿解放军的绿军装、扎皮带，一律把袖子卷到肘关节以上，如果再带上一个红袖章，就完全是一副红卫兵的样子。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红卫兵形象的最早设计者。我这个主演唯一和大家不同的是手里拿了一条赶车的皮鞭子，这个节目除了要边舞边唱之外，最关键的是要在刚出场和临下场的两个规定时间把这鞭子甩得啪啪响。由于我对革命工作的责任心极强，曾经日以继夜地勤学苦练，所以这个动作完成得十分成功。那天我们学校的演出场地被安排在北海前门背对白塔的彩绘牌楼下，是每个进人北海公园的人的必经之路。我的鞭子在所有观众的头上挥舞，最终啪啪响起，观众热烈鼓掌。我心里又有许多欲望的小虫子痒痒地爬。我那时体验到的愉快和成就感，绝不亚于一个奥运会冠军。尽管我下得台来，遇到几个观众疑惑的目光。他们正争论着我们这伙人是男是女，其中有一人看见我摘下帽子就说：“你看，我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