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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儿上盘旋，尾巴在明亮的水流中移动着找平衡，然后越过一个暗礁，消失在水流中。
当尼古斯基在上游钓鱼时，我在石头上点燃了一堆火，从他的旅行背包里拿出牛仔咖啡，烧了一壶。太阳下很温暖。我坐在一棵死去的棉白杨上，用他的铁杯子喝着没加牛奶的咖啡，看着他钓鱼。尼古斯基的接钩绳在一段残桩上折断了，他回头失望地看着我。我指了指手表。
他肩上搭着假蝇钓鱼竿走上沙滩，把草编捕鱼篮从肩上滑下来。
“我看到你把那条大鱼放了。”他说。
“我现在不想保留它们了。再怎么说，我也没有在蒙大拿钓鱼的许可权。”
“你打猎吗？”
“曾经打，现在不打了。”
“你在军队时放弃的？”
“差不多是那样。”
他给自己倒了杯咖啡，从帆布旅行包取出两个蜡纸包的猪排三明治，递给我一个，然后挨着我坐到圆木上。
当他咀嚼时，粗脖子里的血管像绳网一样突出。
“你有什么枪？”他说。
“一把军用点巧自动手枪。”“称有持枪许可吗？”
“在路易斯安纳有，在这儿没有。”
“在蒙大拿，持枪证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给你搞一个。”
“你想说些什么？”
“我们在萨利。迪奥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他知道这一点。”
“这样？”
“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在他家旁边海滩上的付费电话上，也装了窃听器。他用那个电话打一些长途。”
我捡起一块平滑的灰色石子投出去，看着它在水面上跳跃。
“他给维加斯的一个酒吧打电话。”尼古斯基说，“他对接电话的一个家伙说，”告诉查理，我这儿有一份打扫院子的工作需要他过来。‘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这是个新词儿。”
“我已经听好几个匪帮成员用这个词儿。这是他们在某人家里干掉某人时用的。上次我们窃听到萨尔说那样的话之后，一个和他作对的目击证人，就被人在耳后用点22马格南手枪打了一个洞。但我们不知道查理是谁。”
我沿着一个优美的弧线，把另外一个小石头掷到水面上，它像鳟鱼出水一样绕了个圈儿，然后漂下涟漪，沉人白色的水中。
“也许这和你没什么关系。”他说，“迪奥有很多敌人。”
我把沙砾从手中掸掉，有一会儿没说话。太阳现在很热，石蚕在香蒲外产卵，在悬崖下阴影处的湖水上，彩虹在跳跃着。
“你认为我该做什么？”我最后说。
“也许现在是回新伊伯利亚的时候了。”
“你认为他会仅仅出于骄傲，叫来一名杀手，拿他全部的交易去冒险吗？”
“你看，因为他是弗兰克。迪奥的儿子，他已经在暴徒中有了一点影响力。但从根本上说，萨尔是个失败者。他是个劣等的音乐家；由于偷信用卡坐牢；他的妻子在鼻子被他打断之后抛弃了他；他的朋友们是一群买卖关系的无赖和可卡因瘾君子。然后你出现了，在大庭广众之下重塑了他的面孔。你认为这样一个家伙，现在会对你有什么感觉？”
“这和我是否回到路易斯安纳，也没什么关系。”
“也许没关系。”
我看了看手表。河流对面，我看到一只鹰突然落人牧场，用它的爪子钩住一只田鼠。
“谢谢你的钓鱼旅行，现在我得去取我的卡车了。”我说。
“我很遗憾告诉你这个消息。”
“不要担心。”
“以上帝的名义，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那么做，罗比索？”
那晚我没睡着。我考虑着送阿拉菲尔回路易斯安纳，和我的堂姐或巴提斯蒂夫妻呆在一起，但那样，我会对她的情况完全失去控制。而且我怀疑，只要我的判决还悬而未决，哈瑞。玛珀斯就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采取行动。你无法预料一个精神变态者会做什么，我相信他就是那类人。
我还是不太相信丹。尼古斯基说的，萨利。迪奥打电话给维加斯，引来一名职业杀手。我在新奥尔良认识的暴徒，是不会那样处理事情的。他们打击目击证人、哥伦比亚竞争对手，打击彼此，但却不会仅仅因为个人怨恨，去打击一个普通人。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不允许他们那么做，这会影响他们太多的经营项目，并且危及他们与政客、警察局和法官的关系。萨利。迪奥是个恶毒的流氓，但是他的父亲聪明而谨慎，是匪帮斗殴和黑手党权力斗争的幸存者。我不信他们会情愿为了一颗被打掉的牙齿，而犯下大错。
像往常一样，当我虚弱、疲乏并彻底被自己思考的疑惑打垮时，我转而去请求上帝的帮助。我起床做了腊肠和鸡蛋，步行送阿拉菲尔上学，安排她和保姆呆在一起。然后，我将点45手枪和一个备用子弹夹放在卡车座位下面，出发去大分水岭东面的黑脚族保留地。
我的风扇皮带在保留地南十英里坏了，我免费搭乘一位印第安农夫的车，来到四英里外的汽车加油站，买了一条新的风扇皮带，然后动身沿着路肩，向我的卡车走去。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雨云开始从低矮的绿色山丘向东面移来，遮蔽了田野、沼泽、丛生的柳树和棉白杨。天空突然裂开，一分钟之内，猛烈的大风雨刺痛了我的皮肤，浸透了衣服。我躲到道旁一块岩石下避雨，看着暴风雨横扫大地。这时，一辆没有涂漆的破旧的校车全速从拐弯处开过来，仿佛是来自六十年代高速路上的幽灵。裂缝的窗户上贴着胶带，车的侧面和顶面捆着自行车、倒塌的帐篷、铁铲以及两条独木舟。
司机看见我后停了下来，用一根长控制杆突然打开折叠门，我上了车，里面大概可以被称为时代文物储藏库。座椅已经全部被扯下，取而代之的是吊床、铺位、睡袋、一个罐装煤气炉、一个浴缸和几个塞满衣服的纸板箱。一个女人正露着乳房奶孩子；一个梳着印第安辫子的白人坐在地板上，在用一块肥皂条雕刻动物；另一个女人在后座上换婴儿的尿布；一位梳着马尾辫的大胡子男人，则脸朝下睡在吊床上，他的身体看来就像一条被网住的鱼，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空气中散发着发酵的牛奶、大麻卷烟和烧焦食物的味道。
司机有一双泡起的蓝眼睛和一脸疯长的红胡子，他带着皮质护腕，劳动服夹克衫在胸口敞开着，胸上有深蓝色监狱纹身。他让我坐到一把过道顶头的木椅上。我们开始在暴雨中沿着路面疾驰。我一边告诉他我准备去的地方，一边抓着一根金属栏，以防从椅子上反弹下去。
“你刚才站在一个很糟的地方，伙计。”他说，“有些杂种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在那儿转弯。你住在附近吗？”
“不，我只是个游客。”
“你的口音很奇怪。我想你大概是个法裔加拿大人。”
“不，我来自路易斯安纳州。”
他的眼睛很古怪地打量着我的面孔。汽车朝着路肩开过去。
“我说，右边有一个咖啡馆。我想我得下车弄点吃的了。”我说。
“我说过，我们会把你带到卡车那里。你会在那儿下车，伙计。不用担心。”
正在奶孩子的女人用衬衫擦着孩子的下巴，重新将乳头放人他的嘴巴，然后呆钝地望着窗外。她没有化妆，暗褐色的长发在发梢处粘在一起。
“你一直朝车后面看，你在牵挂什么？”司机说。
“没什么。”
“你以为我们是钉树钉的人，还是其他什么？”
“什么？”
“钉树钉的人。你以为我们会到处将铁路长钉钉到树里面？”
“不，我没那么想。”
“我们不是那种人，伙计。树是有生命的，我们不会击伤有生命的东西。你懂这个意思吗？”
“当然。”
“我们生活在保留地里。我们是一个家庭，以顺应自然的方式生活。我们不去和任何人作对。我们只希望不要有人来干涉我们。我们的要求不高，是不是？”
我从折叠门上带条纹的窗玻璃向外望去，乡村绿色而潮湿，蒙着一层灰色的迷雾。
“是不是？”他问。
“不高，这要求不高。”
“因为很多人总是想干扰我们。他们那是在和地球开战，伙计。”
这次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