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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珠同文焕抱着满腹狐疑，随听差的来至上房，便问他什么是辘轳炮，你怎么又叫手枪？听差的笑道：“小姐您哪里知道这些笑话！我们两个听差，原是从福公馆拨过来，我叫余升，他叫桂顺。老爷说这两个名儿太讨厌，便给改了。管我叫手枪，管他叫炸弹，我们两人伺候老爷一个多月，原先本是福宅管送饭，后来因为老爷闹脾气，时常摔饭碗，推桌子，人家赌气也不送了，饿了三天三夜。老爷倒饿得起，我们真饿不起了，只可请示老人家，怎么办法。这一回老爷倒是很慷慨，说：‘他家既不送饭，难道我们自己不会做吗？你去叫一个厨夫来，只要手艺好，我多给工钱。’先叫了两个来，全不中意，后来拖到一个疯子，此人姓鹿，是定兴县的人，听说还是鹿中堂的本家呢！从前在澡堂子里做饭，后来因为他脾气不好，被人家赶出来，他便挑担子卖豆腐脑儿。他的羊肉卤，勾得十分鲜美，时常把担子放在这门口儿，我们饿极了，买两个大烧饼，买他一碗豆腐脑儿，对付着充饥。有一天炸弹献殷勤，给老爷端了一碗，他老人家吃着得味，一连吃了五碗，说这个人的手艺太好，他如果肯当厨子伺候我，我每月给他十块钱工钱。我们正在发愁没地方去寻厨子，得着这个机会，哪肯放过。立刻同他商量，他也乐意，我们便把他拖到老爷面前，他也不会请安，也不会下跪，一见老爷便作了一个大揖，真是一躬到地，把两拳高拱到头顶上。老爷哈哈大笑，说：‘这个人行的是古礼，没有奴隶气，比你们程度高得多。’问他姓鹿，便给他起了个名儿，叫辘轳炮。从此他便在公馆里造厨，老爷每天给他两块钱，连菜带饭，俱包在内。我们从此才算有了饱饭吃了。小姐同姑爷，想吃什么，只管传下话去，叫他去做。他的手艺着实不错呢！”智珠听了这一套，真是好笑，说：“吃什么全能将就，只是这样的房子，如何住得？窗户也破了，顶棚也掉了，错非重新修饰一番，怎能够住人呢？你快去寻木匠、裱糊匠，从今天就得下手拾掇。”手枪很为难地说：“我的小姐，您拾掇屋子容易，但是拾掇完了，人家要工钱、料钱，叫我上哪儿去领呢？老爷的钱，错非他自动，休想拿出一个来，小姐要不给，我们下人，能够垫得起吗？”智珠笑道：“我既叫人拾掇，当然我给钱，用不着你为难。”手枪得了这句话，这才兴冲冲地去寻人。从此文焕夫妻两个，便住在汉火公馆中。
现在的国务总理已经换了赵秉衡，汉火写了一封信，叫文焕去寻秉衡谋事。这位赵总理本是八面玲珑的人，他知道汉火在民党中也很有一部分势力，因此对于唐文焕面子十足，见面的第二天，便由国务院印铸局下了一道委令：委唐文焕在签事上行走，每月薪金二百四十元。唐文焕自从得了这一项差事，每日总到国务院上班。其实并没有事可做，不过是点名画到而已。但是从此在国务院中拉拢了不少朋友，最要好的，是本局内制印科长裴鸿庆，还有法制局二等科员钟子英，三个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裴鸿庆是上海人，本是刻字匠出身，后来又学会制版照像，曾到东洋去实地练习了一年，后来在某大印字馆充当制版工头，某印字馆的经理是一位名士，被项大总统物色了去，充任教育总长。当国务会议时，提到印铸局缺少一个制印专家，某总长便推荐裴鸿庆可以胜任，于是赵总理第二天便下公事，任鸿庆为制印科科长。他的技术诚然不坏，但他的为人，却是一个流氓。什么腥赌翻戏拆梢，种种不体面的勾当，他全能身体力行。相貌非常漂亮，言谈又极其慨爽，不知底的人，初次见了他，一定要认他为难得的好朋友。唐文焕是臧汉火的令坦，一进国务院，他就调查明白了，他认定这个人的根基势力一定与众不同，将来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因此便下了十二分的功夫气力，来交欢文焕。至于那位钟子英，他名叫钟灵，本是满洲旗人，当年在巡警部当过主事，那时赵总理正做巡警部侍郎，看钟灵青年英俊，很赏识他。后来赵侍郎罢职，他曾亲自送他出京，两人有这一点感情，所以此次赵总理登台，他前去叩贺，因此便把他提升到国务院，由法制局委为二等科员。其实子英的表面虽然漂亮，骨子里也是一个纨绔子弟，什么斗鸡走狗，走票戏，唱八角鼓，他无一不好。尤其是皮黄京调，是他专门学科，他唱得一口好青衣，有时候傅粉登场，大家说比梅兰芳胜强十倍，因此钟子英便也居之不疑，隐然以票界的梅兰芳自居。唐文焕虽生长在南方，却自幼喜好皮黄，他也能唱几句。当年在美国留学时候，下了班在住室中，便高唱皮黄，所有美国人同一班华侨，都说他唱得好听，甚至有下帖子约他去唱，情愿出数十元美金作代价的。文焕借此很捞摸了几个钱，公然自命为皮黄专家了。哪知这次到了国务院中，同钟子英交欢，有时候再唱起皮黄来，子英在一旁只是鼓掌大笑，笑得文焕唱也不好，不唱也不好，只可虚心下气地向他请教。子英道：“我的老大哥，你这种唱法，是跟什么人学来的？”文焕说：“我哪里学过，不过在上海时候，时常去听戏，我最赞成的，是白文奎、小达子、吕月樵几个人，因为他们的嗓音洪亮，高唱入云，我听过之后，模仿几句，然也很像，因此我就自命为皮黄专家，在美国足蒙一气。不瞒你老哥说，我的几句戏词，还得过百元的代价呢！”他这一说，把钟子英更笑得直不起腰来，说：“这就难怪了。我说一句直言，老大哥不要过意，您到戏园子听戏学唱，本是私淑的意思。但是私淑也要私淑于人啊，为什么要私淑于驴呢？”文焕直着两眼问道：“哪里有驴？怎么驴还会唱戏吗？”子英道：“那白文奎、小达子、吕月樵，我们北京内行全管他们叫作驴，当年小达子跑到北京来唱戏，一出戏不曾唱完，就被台下叫戏的人把他骂跑了。大家全喊：‘我们不听驴叫，我们家里的大叫驴比你唱得还好听呢！’吕月樵更不自量了，那一年他来北京，正赶上谭老板在中和园贴《四郎探母》，他在同乐园也照样儿贴了一出《四郎探母》，意思是想同谭老板赛一赛，倒看谁的《四郎探母》能得多数欢迎，这种存心，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果然打炮的这一天，几句坐官的西皮尚未唱完，台底下的茶壶碗早已如雨点似的乱飞起来，吕大老板一看不是风头，没等公主出来就演回令，三步并两步地回到后台，再也不敢出来了。你所奉为老师的，他们的艺术不过如此，你真敢着脸跑到外洋去换钱，胆子可真不小啊！”文焕被他这一场奚落，才知道自己所学的实在太不高明，于是立志要拜子英为老师，求他切实指教，子英笑道：“我们学习皮黄，不过是借此消遣，并非要去卖艺赚钱，哪里用得着拜老师呢！你如果乐意学，从今天起，每天下班之后，同我到票房去，先吊一吊你的嗓子，够唱什么的唱什么，这是丝毫也不能勉强的。”文焕听了，欢喜得手舞足蹈，连说：“蒙老大哥提携，将来如果学有寸进，我必然重重地酬谢你。”裴鸿庆在一旁也跟着凑趣，说：“唐先生具有绝顶聪明，将来跟着钟先生学，只怕要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呢！”从此以后，三个人天天必到票房去学戏，晚饭不是唐文焕请客，便是裴鸿庆约吃，钟子英是两肩荷一口，实行他那北京吃哥儿的主义。文焕每月只有二百四十元进款，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