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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便高声喊道：“子春子春，请台上坐！快请台上来坐！”龙华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时常会着的黑巨鹰。黑巨鹰他本来不姓黑，是满洲镶蓝旗人，姓顺名喜，字奉清，也是一个世家子弟。他祖父做过副都统、科布多办事大臣，倒是很剩了几个钱。到他父亲这一辈，弟兄三个争强斗胜，比赛着花钱，把家业花个精光，可怜顺喜过了没有十年舒服日子。后来他父叔三个分家，他这一门虽然分了几处房产，几千银子浮财，怎奈嚼用过大，坐吃山空，不到三年工夫已经报光。顺喜的父亲过不得穷日子，窘迫了不到半年，一病不起。自从他父亲死后，他连书也不念了，终日随着一群顽皮子弟练少林五虎棍。这种少林会，在北京很出风头，凡是山场庙季，必有人约他们出会。内中的会员，人人能打，什么真刀真枪，全都练得很熟。虽然是些花招数，无济实用，但是打在一处，非常热闹好看。顺喜在少林会中，也是一个硬角色。他每逢出会时候，总是用油墨将脸抹得漆黑，又因为他身体捷便，能手使两把板斧，蹿起一丈多高来，头朝下，脚朝上，翻一个跟头，然后落地，真好似一只搏兔的花鹰由天空下降。他手中的两把板斧，恰好似鹰翅一般。因此本会中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黑巨鹰，他便居之不疑。从此，顺喜两个字倒没人知道，黑巨鹰却传遍九城。他在会中玩几年，虽然交下不少朋友，但是家中贫寒，他母亲两只手替人缝做衣服挣几个钱，还不够母子俩吃饭的。他被迫无法，只得跳出少林会，投到仓中，替人充一名打手。北京仓库，在当年本是个是非坑，几乎没一天不打吵子的。这种情形，本书前文已经详细表过。那时金戈二正在仓中管事，黑巨鹰便投到他门下。戈二见他年力精壮，遇上事又真能勇往直前，便将他收下，不时给他几个钱，拿回家去养他母亲。后来仓库的事全完了，金戈二在报界很露头角，黑巨鹰便也因缘着入了报界，戈二荐他到一家小报馆中充当校对。黑巨鹰当他父亲在世时候，倒也很读过几年书，总算粗通文义，当一个小报馆校对，确乎可以胜任。不料他为人不安本分，自入报界之后，便借此招摇撞骗，无所不为，闹得声名狼藉，被人辞退。从此金戈二再也不管他了，可怜他又成了无主游魂。那时恰赶上王钟声在北京演新戏，他便投了去，拜王钟声为师，跟他学唱新戏。他们同门的，便有管天下、苟一鸣、牛致远。这四个人，全是王钟声的高足弟子。后来又跟着钟声到外埠唱过几回，借着王钟声的名儿，也自称新戏大家。后来又转回北京，便不是从前的面目了，居然自命为八旗名士，也不时同龙子春一班人互相拉拢。尤其是黑巨鹰，拉一手好胡琴，凡票房中走戏，十有九次叫他托弦。他便妄自张狂，居然以梅二锁、孙老元自居。
这一次因为武汉革命，项子城来到北京，事事用专制手段防患未然。尤其是对于一班旗人，格外注意，从拱卫军中挑选了二百名少年精于，派为稽查，专门查北京城内外各旗人的机关。旗人普通嗜好，就是皮黄戏，差不多西东两城旗人组织的票房，至少也有四五十处。自从拱卫军稽查分头取缔，这些票房全有点存立不住了。在一班有饭吃的，虽然无处消遣，还可以回家吃一碗现成饭；唯有那些穷光蛋，平日专指着唱票戏，好伴上一班哥儿，吃饭花钱的，如今全没有指望了，只可另想方法，别谋生路。黑巨鹰原想投入戏班子，去拉胡琴，偏偏各戏班子全不肯收。说尊驾的胡琴，只能去拉票戏，要打算登台，一板一眼地给各名角托戏，还差得远呢。黑巨鹰碰了这个钉子，便去寻管天下商量，要一同到天津去唱新戏。管天下自从穿了文伯泉一套衣服跑出门去，不到十天工夫，便把衣服当净，连当票子全卖掉了。有心再去寻伯泉，实在觉着不好意思。正当为难，忽然遇见巨鹰，要拉他一同到天津唱戏。管天下听了，自是恰合孤意。便先问黑巨鹰，盘费是否预备停妥。巨鹰说：“我手中没钱，只有几件衣服，还能当十几块钱。”管天下说：“十几块中什么用，咱们还得想旁的法子。我记得当日唱新戏，咱旗人中有两个叫什么苟一鸣、牛致远的，他们全是世家子弟，家中很有几个钱。你快去将他两人搬弄出来，这事就好办了。”黑巨鹰立时去寻牛、苟二人。这两个人虽也是王钟声的徒弟，但他们并不以唱戏为业，不过甘赔几个钱，以此消遣而已。自从票房取消，他两人在家中，正在郁郁寡欢。黑巨鹰寻了来，假说：“天津丹桂园老板，特到北京来约角色，此次是别开生面，专约唱新戏的角色，不约唱旧戏的角色。因为天津朋友，旧戏全听腻了，要另换换眼光，听一听新戏，特特托管天下，向咱们几个人接洽。我想你两位，在家里也闷得慌，何不一同走一趟，在天津住上几个月，又费不着咱们什么，又可以借此出出风头，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一席话把两人说活了心，立时应许前往。所有唱新戏的各样行头，苟、牛两人家中差不多都有。黑巨鹰又说：“丹桂老板因为有要事，赶回天津，这里的事托管天下完全代表。老板本要留几个钱给咱们做盘费，管天下执意不要，为的是不叫他们小看了咱四位。好在京津相离不远，这有限的盘费只好先由你两位垫办，将来由包银中再扣还你们，是决然不会吃一个钱亏的。”这两人本也是纨绔子弟，只要出风头露脸，花几个钱倒也很不在意，当时全答应了。第二天早晨，四人在车站候齐。牛、苟两人还另外带了七八个副手，新戏行头也装了两大箱子，在车站上很受了严厉的盘查。偏偏箱子里有两支手枪，这原是唱新戏必须用的，被护路军警搜出来，硬说他们是革命党，便要扣住，交执法处讯问。幸亏管天下的口齿灵便，极力剖辩，说：“我们全是唱新戏的，手枪俱系假造，不能伤人，不信请当面试验。”他随说随把假手枪拆开给大家看，这才证明了是假的。军警开恩，不追究了，但是早车已经开走了，只好等午后的车，这才开赴天津。到了天津，天已掌灯时分，众人下车，住在西门外一个小客栈里。当天晚上，管天下便分头去接洽。天津几家报馆，差不多全认得管天下。他先央托人家在报纸上替他们鼓吹：说北京新戏大家某某现来天津，住在某某客栈，各戏园万不可失此机会。然后又由管天下自己去寻戏园老板，商量改唱新戏的事。恰恰丹桂茶园近来生意不甚好，老板想：唱新戏可以俭省开销，第一是角色少，第二是这些人又不计较包银多寡，比旧戏名角实在好对付得多。有此种种利益，老板欣然允许。第二天便贴出红纸金字的海报：“新到北京清客串新戏大家某君某君，准于某日在本园登台开演。”
不料这个报纸才贴出去，河北某茶园也贴出新戏的报纸来。这个演新戏的主角，较比管天下一干人名望又大得多了。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开创新戏的大家王钟声。王钟声本是留学东洋学生，并且是民党一分子。他回国后本想运动差事，在宦场中鬼混，将来有了机会也学步徐天麒，轰轰烈烈地做一场。无奈中国自徐天麒的事件发生以后，自中央政府以至各省政府，无不畏留学生如蛇蝎，再想运动做官，是很不容易了。因此王钟声抛弃了做官思想，要在普通社会灌输一点革命思想。别的事业全不能引人注目，唯有看戏却是中国人一种公共的嗜好。钟声在外国时很留意戏剧一道，对于一切布景表情，颇能体贴研究。并且还实地演过几次，颇得观众的赞许。于是毅然决然地献身舞台，而且专门扮演女角。他的化妆手术非常高妙：未上妆以前，他本是一个黑胖汉子，及至上了妆，居然变成一个时髦女子。他演了几年新戏，最得妇女的欢迎，妇女同他交朋友的也很多。因此外边乱纷纷的，发生了许多议论，到底是否实有其事，记者既非目睹，也不敢妄下断语。
如今但说眼前事实，在辛亥秋冬之交，因为各省独立风行，天津为北京门户，当道防范手段，自然要特别加严。此时天津的巡警道是杨德林。这位杨先生，乃是项子城特别赏识的人才。他做北洋大臣，杨德林还是当小差事的末僚，项子城见他为人特别精干，亲自派了他几次很棘手的差事，杨德林全办得非常周妥。于是项子城专折保荐，由一个小僚佐的前程，便一直保到知府，由督署特委为侦探局总办。干了二年侦探局，很立了不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