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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信侯大谬也！”老廷尉又昂昂顶上，“秦法虽严，然却不失大德。首要之点，王侯与庶民同法，国无法外之法。唯上下一体同法，所以根本没有厚民、薄民、不亲民之实。假若秦法独残庶民，自然失德。惜乎不是！便说肉刑，秦人劓鼻黥面者，恰恰是王公贵胄居多，而庶民极少。是故，百姓虽有无鼻之人，却是人无怨尤而敬畏律法。再说弃灰于道者黥，自此法颁行以来，果真因弃灰而受黥刑者，万中无一！文信侯请查廷尉府案卷，秦法行之百年，劓鼻黥面者统共一千三百零三人，因弃灰而黥面者不过三十六人。果然以文信侯之论，改为城旦三日，安知秦国之官道长街不会污秽飞扬？”
“老臣附议廷尉之说！”国正监霍然站起，“文信侯所言之王道宽法，山东六国倒是在在施行。然则结局如何？贿赂公行，执法徇情，贵胄逃法，王侯私刑，民不敢入公堂诉讼，官不敢进侯门行法。如此王道宽法，只能使贵胄独拥法外特权，民众饱受律法盘剥。唯其如此，今日之山东六国，民众汹汹，上下如同水火。如此王道宽法，敢问法德何在？反观秦法，重刑而一体同法，举国肃然，民众拥戴，宁非法治之大德！”
“两公之论，言不及义也。”吕不韦淡淡一笑，“老夫来自山东，岂不知山东法治实情？老夫所言王道法治，唯对秦国法治而言，非对山东六国法治而言。秦法整肃严明，惟有重刑缺失，若以王道厚德统合，方能大见长远功效。若是以山东六国之法为圭臬，老夫何须在此饶舌矣！”
“即便对秦，也是不通！”老廷尉又昂昂顶上，“商君变法，本是反数千年王道而行之，自成治国范式。若以王道统合秦法，侵蚀秦法根基，必将使秦法渐渐消于无形。”
“除了秦法，对于秦国更有不通者！”最年青的大臣出列了。咸阳令蒙恬厚亮的嗓音回荡起来，“在下兼领咸阳将军，便说兵事。《吕氏春秋》主张大兴义兵，以义兵为天下良药，以诛暴君、振苦民为用兵宗旨。这等义兵之说，所指究竟是甚？几千年都没人说得清楚。惩罚暴政而不灭其国，是义兵，譬如齐桓公。吊民伐罪而灭其国，也是义兵，譬如商汤周武。而《吕氏春秋》究竟要说甚？不明白！果真依义兵之说，大秦用兵归宿究竟何在？是如齐桓公一般只做天下诸侯霸主，听任王道乱法残虐山东庶民？还是听任天下分裂依旧，终归不灭一国？若是大秦兴兵一统华夏，莫非便不是义兵了？！”
“对！小子一口吞到屎尖子上也！”
老将军桓龁粗俗响亮而又竭力拖出一声文雅尾音的高声赞叹，使大臣们忍俊不禁，又不得不死劲憋住笑意，个个满脸通红，喀喀喀一片咳嗽喷嚏之声。
吕不韦正襟危坐，丝毫没有笑意，待殿中安静，才缓慢沉稳道：“义兵之说，兵之大道也，与兴兵图谋原是两事。大如汤武革命，义兵也。小如老夫灭周化周，义兵也。故义兵之说，无涉用兵图谋之大小，唯涉用兵之宗旨也。目下之秦国，论富论强，皆不足以侈谈统一华夏。少将军高远之论，老夫以为不着边际，亦不足与之认真计较。若得老成谋国，唯以王道法治行之于秦，使秦大富大强，而后万事可论。否则，煌煌之志，赳赳之言，徒然庄周梦蝶矣！”
殿中肃然无声，急促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吕不韦话语虽缓，然却饱含着谁都听得出来的讥刺与训诫。这讥讽，这训诫，明对蒙恬，实则是对着年青的秦王说话——稚嫩初政便高言阔论统一华夏，实在是荒唐大梦。秦王年青刚烈且雄心勃勃，若是不能承受，岂非一场暴风雨便在眼前？大臣们一时如芒刺在背，举殿一片惶惶不安。
“本王以为，丞相没有说错。”
听得高高王座上一句平稳扎实的话语，殿中大臣们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一王族老臣突然冷笑：“文信侯之心，莫非要取商君而代之？”
“此诛心之论也！”吕不韦霍然离开首相座案，走到中央甬道，直面发难老臣，一种莫名的沉重与悲哀渗透在沙哑的声音之中，“老夫以为：无人图谋取代商君，更无人图谋废除商君之法。吕不韦所主张者，唯使大秦治道更合民心，更利长远大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吕不韦说罢，踽踽独立而不入座，钉在王阶下一般，大殿气氛顿时一片肃杀。眼看一班王族老臣还要气昂昂争辩，王座上的嬴政却淡淡一挥手：“文信侯之心，诸位老臣之意，业已各个陈明。其余未尽处，容当后议。目下之要，议事为上。”
于是，搁置论争，开始议事。
吕不韦又是没有想到，几个经济大臣没有做例行的府库归总。也就是说，秋藏决算根本就没有涉及。而朝会所议之事，也没有一件丞相不能独自决断的大事。片刻思忖，吕不韦再度恍然，秦王政的这次朝会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要他在朝堂公然申明《吕氏春秋》所隐含的实际政略，再度探察他究竟有无“同心”余地。是啊，王绾一说，李斯二说，咸阳都尉三说，蒙恬四做，今日第五次，是最后一次么？
“小子好顽韧，又是一策也。”
至此，吕不韦完全明白：嬴政已经决意秉持商君法制，决意舍弃《吕氏春秋》，同时却仍在勉力争取他这个曾经是仲父的丞相同心理政。然则，自今日朝会始，一切都将成为往昔。双方都探知了对方根基所在，同心已经不能，事情也就要见真章了。吕不韦有了一种隐隐预感，这“真章”不会远，很快就要来临了。
九月中，秦王特急王书颁行：立冬时节，行大朝会。
大朝会者，每年一次或两次之君臣大会也。战国时期大战连绵，各国大朝会很少，国事决策大都由以国君、丞相、上将军三驾马车组成的核心会商决断，至多再加几位在朝重臣。战国后期，山东六国对秦国威胁大大减小，只要秦国不主动用兵，山东六国根本无力攻秦。也就是说，这时候的秦国，是唯一能从容举行大朝会的国家。举凡大朝会，郡守县令边军大将等，须得一体还国与会。这次大朝，是年青的秦王亲政以来第一次以秦王大印颁行王书，没有了以往太后、仲父、假父的三大印，自然是意味深远。各郡守县令与边军大将无不分外敬事，接书之日，安置好诸般政事军事，纷纷兼程赶赴咸阳。期限前三五日，远臣边将业已陆续抵达咸阳，三座国宾驿馆眼看着一天天热闹起来。新朝初会，官员们之所以先期三五日抵达，一则是敬事王命，再则也有事先探访上司从而明白朝局奥妙之意。
秦国法度森严，朝臣素无私相结交之风，贵胄大臣也没有大举收纳门客的传统。然则，自吕不韦领政几二十年，诸般涉及“琐细行止”的律条，都因不太认真追究而大大淡化。秦国朝臣官吏间也渐渐生出了敬上互拜、礼数斡旋的风习，虽远不如山东六国那般殷殷成例，却也是官场不再忌讳的相互酬酢了。尤其在吕不韦大建学宫大举接纳门客之后，秦国朝野的整肃气象，渐渐淡化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松动开阔风习。此次新王大朝非比寻常，远臣边将们都带来了“些许敬意”，纷纷拜访上司大员，再邀上司大员一同拜访文信侯吕不韦，自然而然地便成了风靡咸阳的官场通则。
吕不韦秉性通达，素有山东名士贵胄之风，从来将官员交往视做与国事无涉的私行，收纳门客也没有任何忌讳。在吕不韦看来，礼仪结交风习原本便是文华盛事，秦国官场的森森然敬业之气，则有损于奔放风华，在文明大道上低了山东六国一筹。唯其如此，吕不韦大设学宫，广纳门客，默许官员私相交往，确实是渐渐破了秦国官场人人自律戒慎戒惧的传统风习。吕氏商社原本豪阔巨商，娴熟于斡旋应酬，府中家老仆役对宾客迎送得当。吕不韦本人更是酬酢豪爽，决事体恤，官场烦难之事往往在酒宴快意之时一言以决之。如此长期浸染，官员们森严自律渐渐松动，结交之意渐渐蓬勃，对文信侯更是分外生出了亲和之心，人人以在文信侯府邸饮宴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