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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曰：‘非我
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
：楚非吾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
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的是：“楚虽救
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
，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者，是秦国。然则，秦国对这种歧视，却没
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作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
，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进入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
改变着自己，强大着自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
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为东周勤王
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其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
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
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风》篇章；而楚国作
为春秋大国，不可能没有进入孔子视野的诗章，然《诗经》却没有《楚风》篇章。这种取舍，在素来将文献整理看作为天下树立正义标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
大的礼乐史笔，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会是任何琐碎缘由，只能是“非我族类”之
类的根本鄙夷。
其后时代，由于中原文明对楚国的鄙视，也由于楚国对此等鄙视的逆反之心
，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过分靠拢中原文明的
道路。见诸于实践，便是只求北上争霸，而畏惧以中原变法强国为楷模革新楚国
，始终奉行着虽然也有些许变化的传统旧制。
楚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点，是大族分治。
楚国起于江汉，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吞灭二十一国，整个春秋战国两个时代
，楚共计灭国四十余个，是灭国占地最多的战国。须得留意的是，整个西周时期
与春秋初期，是楚国形成国家框架传统的原生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扩展
方式与中原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
分治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册封决定，不能自行扩展。所以在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不存在自决盈缩的问题。而楚国不同，由于地理偏远江汉丛
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诸侯，而是自生自灭一般性的承认式小诸侯，故此可
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从而不断扩大土地民众。及至春秋，中原诸侯开始了相互
吞灭。由于中原诸侯无论大小都是经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故这
种吞灭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战争方式进行。即或战胜国有意保留被灭之国的君主族
利益，也是以重新赐封的形式确认，被灭君族从此成为战胜国君主的治下臣民，
而不是以原有邦国为根基的盟约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诸侯吞灭多少个小国，被
吞灭的君主部族都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当然，中原大国赐封功臣的封
地拥有何种相对程度的治权，也是君主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法令变更的阻力
相对要小许多。
楚国不然。
如果说中原诸侯扩张只有一种方式，那么楚国的扩张则至少有两种方式。
由于扩张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权力框架与政治传统也不同。
楚国扩张方式一，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与当时楚国相邻的部族，
都是未曾“王化”的部族，也就是未受王权承认的自生自灭部族。化外之民，此
之谓也。这种或居山地密林，或居大川水畔的渔猎部族，既没有正式的政权形式
，也没有浓烈的权力意识，只要生计相对安稳，臣服于某种有威胁的权力还是坚
持自治自立，并无非此即彼之强固要求。春秋时期，分布在江汉山川、江南岭南
以及吴越地带的这种自在发展的部族尚有多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楚国崛起
之前，整个南中国的族群基本上全部处于自治自立自生自灭的状态。其时，在这
片由辽阔湖泊江河与雄峻连绵高山交织而成的广袤地带，只有楚国接受了中原王
室的封爵，是具有相对发达政权形式的邦国。也就是说，这一地带只有楚国有持
续扩张的社会组织条件。然则，楚国若要如同中原诸侯那般以武力连续不断地吞
灭这些部族，也显然力不能及。于是，基于前述历史原因，便有了种种以盟约称
臣方式完成的软扩张。这种软扩张，就其实质而言，不妨看做一种整合，一种兼
并，一种文明化入。是故，这种扩张必然带有双方相互妥协的一面。
这种妥协的最基本方面，在楚国而言，是允许臣服部族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
地上大体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拥有自己的封邑武装，且楚国君主不
能任意夺其封邑；在臣服部族而言，则接受楚国君主为自己的上层权力，接受其
封赏惩罚与行动号令。于是，臣服部族变成了楚国的臣民，臣服部族原有的生存
土地发生了名义上的变更，变成了国君赐予的封邑，臣服部族必须向楚国君主纳
贡（不是赋税），且不能叛楚自立。楚国前期最大的权臣部族若敖氏（斗氏、成
氏为其分支）、蔫氏、伍氏以及楚国中后期的项氏，都属于这种软扩张进来的老
世族。基于利益平衡，也基于强化联盟，这种软扩张一旦成立，臣服部族的族领
便可以依本族实力的大小，在楚国做大小不等的官吏，以至做到要害权臣者不在
少数。
楚国扩张方式二，武力吞并。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
楚国便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对于被吞灭部族及其土地，楚国有完全的
处置权。于是，必然的情势是：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纳入了君主部族直辖的族群
，这些土地也变成了君主部族所占有的土地。也就是说，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与土
地，变成了由邦国直接治理的土地与人民。由于有软扩张而来的封邑部族相对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楚人便将这种被武力吞并而丧失自治（改由王治）的部族渐
渐视作了王族势力，甚或直接看作王族分支。楚国后来的昭、屈、景三大族，以
及庄氏部族、黄氏部族，之所以被诸多史家认定为楚国王族分支，原因在此。
这种部族享有王族名义，而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后来，又有了楚王赐封的
部族封邑，于是，他们成为不同于前一种几乎完全自治的部族的新世族。之所以
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族系实际上依然存在，且王室得依靠这
种族系来统领人民，王室遂不得不将被征服的各大族族领分封在特定地域，依靠
他们来形成远远大于完全自治部族势力的王族直领势力。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分治的根基。
所谓分治，其基本点是三方面：其一，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
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是为经济分治；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拥
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春秋时期的楚国对外战争，史料多有“（城濮之战）若敖氏
之六卒”、“（吴楚柏举之战）令尹子常之卒”、“（吴楚离城之战）子强、息
桓、子捷、子骈、子盂……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等等记载，皆为私卒，是为
军事分治；其三，政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之大小而分割，国政稳定地长期地由王
族与大世族分割执掌，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径基本被堵死。
分治的轴心，是国家权力的分割。
楚国在几乎整个春秋时期，都处于王室与老自治部族分掌权力的情势下。据
李玉洁先生《楚国史》统计，从第一代楚王熊通（楚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