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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若依娓娓道来：“海船出了长江口向北。日本是最重要地停靠点。那里盛产白银……”
刘鼎颇有些半信半疑。自言自语地说道：“日本出产白银？”
沈若依说道：“是啊！日本出产白银。你不知道吗？”
刘鼎摇摇头。他还真地不知道。
日本不是个资源贫瘠地国家吗？居然还盛产白银？
事实上，有唐一代，日本和天朝贸易中，最重要的货物就是白银。当时的日本，的确愚昧落后，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天朝对于日本的认识，也处于混沌状态。白银是他们唯一拿得出手地东西，也是天朝唯一能够接受的东西，每次日本遣唐使踏上天朝的土地，携带的最多的就是白银。
当然，日本人也知道白银是个好东西，就这样送给天朝，他们也不舍得，于是偶尔间。他们也会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但是白江口大战以后，日本人明白自己远远不是天朝的对手，日本也彻底沦为大唐的附属国。对于大唐的政策不敢有丝毫的违背，其市场（或许不能叫市场）完全对唐朝开放，白银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出。
海上贸易商人之所以如此积极的开拓日本市场，实在是被白花花的银子蒙住了眼睛，银子毕竟要比铜钱更加地引人注目，天朝的商人们都趋之若鹜。由于登州、胶州、莱州等地濒临日本，中间的航线很短，天朝主要的海上贸易航线，都从这里出发。当时这里的对日贸易非常兴旺。完全垄断了这个行业，如果不是战乱，江南商人还分不上份呢，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各地节度使群起割据，相互攻讦，登州、胶州、莱州、海州等地的港口都受到破坏，部分的贸易额才渐渐的被江南抢走。其实江南地区和日本、新罗等地地贸易，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不过也正因为新。所以吸引了很多商人。当时有传言，日本遍地都是白银，只要船只到了那里，就可以尽情的往回搬。陆琪玉家族订购的海船，就是专门用来跑日本、新罗两地的。
刘鼎明白过来，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自言自语的说道：“难怪。”
敢情顾陆两家争的，不是两艘船，而是两个聚宝盆啊！
沈若依继续说道：“其实啊。传言都是假的。日本航线虽然利润丰厚，可是如果时机不对。说不定也会亏本地。日本时不时都会爆发战乱，如果靠岸的时候刚好遇到战乱，那就麻烦了。”
事实上，除了战乱之外，日本和新罗的民众数量毕竟少，也贫穷，消费能力很低，不能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对于贸易商人来说，日本经常陷入战乱，是他们非常最苦恼的事情，这次遇到并建立贸易关系的日本人，没准下次返回的时候，就已经变成鬼魂了，他所占据的地盘也都换了主人，一切又要重新来过。此外，还有些战败的日本人，架着小船在海上流浪，专门打劫来往地商船，对过往地商船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日本地天皇呢？”刘鼎忽然问道。
“什么天皇？”沈若依不解的说道。
刘鼎皱眉说道：“就是他们日本国的皇帝啊！”
沈若依很费劲的说道：“我知道日本国的皇帝，不过，好像他们的皇帝和我们的皇帝不同，不管事，不起作用。我以前听父亲说过，每次日本遣唐使到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们是日本皇帝派来的，可是最后才发现，原来不是，其实都是日本皇帝手下的人派来的，有的是有实力的大名，有的是权臣。至于日本皇帝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天朝从来都是不知道的，以前据说有个日本皇帝叫做嵯峨，会写天朝的文字，还会作诗，可惜天朝也没有人见过他。”
刘鼎神色古怪的说道：“原来是这样的。”
沈若依奇怪的说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刘鼎的脸色逐渐的恢复正常，慢慢的说道：“不奇怪，你接着说，说南边地。”
沈若依好奇的看着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接着说下去。
由于日本市场的不稳定，一早就有贸易商人将眼光瞄准了南边，这就是南洋航线原来越受人欢迎的原因。现在所说的海上贸易，基本上都是指南洋航线，也就是从扬州、杭州、泉州、广州等地出发。沿着南洋一直到波斯甚至是更远的红海地区，沿途所经过地国家和地区很多，使得贸易的货物种类也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唐朝的海上丝路造就了一批繁荣的城市，其中不乏像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登州，明州，安南，泉州等都因曾唐朝的海上丝路而兴起，但是。其中最为有名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还要数广州。广州在隋时为南海郡，户数不多，不能算是一个大郡。不过因为其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仅靠海上贸易已相当繁荣，到唐朝时，广州的地位就急促上升。
《隋书•；地理志》曾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朝时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广州得以继续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唐朝地第二大国际都市，作为唐朝的海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驶出和驶入港口地，有印度、波斯、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船只，中国的船只也从这里驶往印度、阿拉伯等地”。《羊城古钞》说，唐代有些年份，来广州的舶商人员高达万之多。唐人称广州为“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自唐朝以后，广州成为南海对外贸易的枢纽。甚至在“安史之乱”时期都未受到影响。
由于隋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当时世界上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家无不与之有贸易关系。各国到唐的使节，均要贡献本国物产，唐朝也会依礼回敬。同时为了表示天朝物产丰盛，唐朝通常还会给各国使节按级别进行赏赐。这实际上是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进行官方贸易。与显示国力地官方贸易相比，唐朝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其日益活跃的民间交易。例如，黑衣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有许多从海路上来的大食商人。他们成立特别的居留地。叫“蕃坊”，在当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也走出国界。
遗憾的是，黄巢进入广州以后，大开杀戒，只要看到异族，即刻处死，事后粗略统计，在广州至少万外国商人被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另据《阿拉伯通史》记载：“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地船只，有战舰和游艇，有中国大船，也有本地的羊皮筏子”，“市场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
“广州啊广州……”刘鼎自言自语的说道。
“广州……”沈若依也满怀遗憾。
刘鼎的身份特殊，沈若依可不敢说得太多，她很快错开了广州这个敏感的话题。
唐朝海上丝路的兴起与繁荣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强地时代背景地，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注定了海上贸易地繁华，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陆上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无法满足东西贸易交往的需要。
首先，陆上贸易很易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唐朝中期以后，中亚地区被土尔其等民族控制，高仙芝战败于恒罗斯城，唐朝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这一地区。“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流域历经战乱，民生凋敝，生产力严重下降，即使西域通道重新打通，也没有足够的货物进行贸易了。
陆上丝绸之路阻塞，此后日益衰落，慢慢就销声匿迹了，到刘晏整顿财政的时候，已经压根儿不提路上丝绸之路。其他国家也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亟盼开辟海上路线进行贸易。罗马帝国为了摆脱安息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曾于东汉时期试图开辟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例证。
其次，陆上交通受自然条件限制严重。路途遥远，环境、气候恶劣。运输工具单一，再加上所运送物品对自然条件依赖较严重，使得陆上交通日益被人舍弃。海运的出现则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有很多陆路所不及的优点，所以海路日益兴盛，并最终取代了陆路。成为主要的运输途径。
唐时经济地繁荣，成为海上贸易发展的基石。唐中期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全面繁荣，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海上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中期以后，北方衰败，经济重心南移，加上南方多良港，使得对外贸易多取道海路。客观上也刺激了海上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