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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紧急会议，所以很快就结束了，林诗梓和苏幼惜匆匆离开。林诗梓回去以后。马上意识到了自己地失态，再也不敢出来见刘鼎。渐渐的，她似乎也想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事完全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她根本没有必要显得这么慌乱的，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决定下来，她也只好默认这个事实。而且在潜意识里，她的确不想这种提心吊胆的事情重演，于是。她通过苏幼惜委婉的表示，以后舒州的军政大权都全部交给刘鼎自己处理，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刘鼎满口答应。
不过，尽管有了军政大权，刘鼎其实并不想插手政务，因为他在这方面知道的太少，与其班门弄斧搞得一锅粥，还不如放手给有能力的人去干，根据情报资料显示。佴泰和诸葛斌都是有能力地官员，因此，他决定放手给他们两个商量着去办。那个宋纪灵在舒州屡屡不得意，这次也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因此工作起来格外的卖力。
当然，作为舒州实际上的主政者。刘鼎必须对舒州进一步的熟悉。因此。他用了几天的时间来熟悉舒州地民政和财政情况。舒州的户籍人口，实际上只有户两万三千二百六。口约十一万四千八百。这只是户籍人口，而不是实际上的人口。实际上舒州有多少人口，谁也不知道，而要统计实际的人口数量，困难很大。
因为土地兼并严重，不少的舒州当地人失去了土地，于是纷纷外流，户籍上记录的人口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尤其是望江县，这样的情况最为严重，由于雷池水寇的影响，当地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是空户。当然，舒州也有从别地地方迁移来的人口，在江南的宣州等地，土地兼并比舒州还要严重，从来逃亡过来的流民更多，舒州刺史衙门之前曾经做了初步调查，发现从江南地区迁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至少有两万多人。
这些人多半聚集在皖口城附近，使得那里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定居点，尽管那里还没有城市的影子，可是大家都明白，那里终究会变成一个城市的。刘鼎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现在的皖口城，就是日后地安庆，是安徽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因此，在如何处理这些流民的问题上，刘鼎直截了当的表示，可以在皖口城建城，将其当做舒州下辖的第五个县。
舒州目前的财政收入，还是相当可观地，年收入（岁收）超过3万缗（贯）。这是个了不起地收入，要知道，唐代末期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主要地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盐铁专卖，另外还有茶税、酒税等专卖品，普通的税赋收入极少。根据资料记载，大历初盐利收入为60万缗；末年超过十倍；那就是600万缗；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60％。至于唐后期，随着茶税的日益加重，茶利也同步增长，大约每年获利100万缗。
而舒州，恰恰是个没有盐铁，没有茶酒的地方，天柱山出产的天柱剑毫，根本上收不到一分钱，就是这个地方，每年还有3万缗的财政收入，说明这里的农业和商业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受到战争的太大影响。刘鼎之所以想方设法要进入舒州，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任何时代的争霸战，没有一个坚固的后方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的财政收入，是远远不够地。为了打造更加繁华昌盛的舒州，刘鼎决定对税法进行一定的调整。
根据诸葛斌的详细介绍，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称为租庸调，源于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贞观年间又作了详细规定：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绢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称“输庸代役”；每年交绢2丈，绵3两，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调”。这就是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特点是以丁为征收单位，不服徭役可以折“庸”代替。这个定制为唐王朝聚敛了巨额地财富。据史书记载，到天宝初年，全国的粮仓存粮9606万石，以当年应负担赋税的男丁计算。每丁平均12。5石，相当于他们六年多的租额。后来，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盛行，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农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断加重赋税，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政府控制的纳税人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减少。这样，租庸调制行不通了。
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每年分别在夏秋两季征税。它的主要内容为：政府根据每年的开支确定赋税总额，然后摊派征收；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作为摊派税额地标准；租庸调和其他杂税全部取消，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收地税和户税；商人在所在的州县纳税，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两税法的特点是从按丁征税转为按财产征税。它从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扩大了征税面。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体现了赋税地发展规律，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依然很重。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写道：“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唐朝的税法，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始终没有彻底废除按照人头收税的规定，两税法里面也始终保留着户税。使得民间藏匿男丁的风气还是比较严重，经常出现一家十几人，但是没有一个适龄男丁的情况，这是统计人口最大的障碍，也是造成流民众多的主要原因。按照诸葛斌的估计，现在舒州地户籍男丁只有不足万人。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此数。这都是因为藏匿男丁的缘故。
商人按照自身资产来缴税，也不符合时代规律。导致商人们在赚钱以后，不是继续扩大经营，而是置田买地，建设庄园，修筑豪华住宅，购买娇妻美妾，奴仆奴婢，以各种的方式将资金重新冻结起来，严重妨碍了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土地兼并，导致更多的流民出现。刘鼎始终觉得，商业是社会发展必可不少的因素，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故意遏制商业的发展，就会出现问题。
而现在舒州的情况，很多措施恰恰是遏制了商业的发展，例如官府提倡买卖尽量物物交易，甚至强行用绢来代替钱币，对民间货物交易征收巨额税收等等，诸如此类的政策，都使得货币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地作用。要发展商业，就要有足够的货币，偏偏现在市场上最缺少的就是货币。
曾经在庐州多年为官的佴泰和诸葛斌对此都深有体会，大部分的钱币，都躺在官府的仓库中，又或者是私人地仓库中，没有拿出来使用。当初刘鼎在霍山县抄掉蓝家大院，就从里面挖出大量地铜币，有些串铜币的绳索都烂掉了，可见铜币存放地时间有多久。
事实上，不但是在舒州，就是在全国的广大地区，藏匿货币都是个严重的问题，例如当年扬州的大富豪闫功儒，家藏铜钱达到八十多万缗，简直相当于国库的二十分之一，又有益州的大富豪凌谦年，一次就捐出铜钱三十万缗，可想而知其家资豪富。藏匿货币，一方面导致市场上的货币严重不足。另外一方面则是私铸的钱币横行。
例如当初在霍山县，民众使用的就全部是私人铸地偏炉钱，严重短斤缺两。舒州的情况要好一点，但是市面上流通的，也大部分都是偏炉钱，货真价实的官炉钱要么在衙门仓库，要么在私人库房。只要一流入市场，马上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偏炉钱是个巨大的问题，必须提高铜的产量才能解决。如果强行取消偏炉钱，反而会对目前地经济造成更大的打击，宋当初就是个遗憾的例子。”佴泰谨慎的说道。
开元初年，私铸钱币的行为十分猖獗，市面上流行的几乎都是偏炉钱，时任宰相的宋，决定对偏炉钱发起致命一击，他调集了上百万缗的官炉钱。投放到市场中去，同时强行收缴偏炉钱，试图将偏炉钱逐出市场，但是两个月以后，他投入的官炉钱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市面上始终还是偏炉钱在横行。同时因为强行收缴偏炉钱，对经济造成极大地打击，商业一度萎靡不振，最后，这位一代贤相，不得不带着巨大的遗憾致仕还乡。
宋这么强势的人都无法打击官炉钱，此后的官员再也没有人敢对偏炉钱开火，最终导致偏炉钱完全控制了市场，舒州仓库中的官炉钱都是自己铸造的，从来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