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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婷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把电视剧作为教她认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教材，在促进思维能力方面，电视只被用来训练过婷儿快速观察和描述活动画面的能力，那时她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已经有能力进行具有相当难度的快速思维训练了。
从小多做事，益德又益智
这里说的“做事”，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小家务，另一个是小事务。
婷儿3岁起，就开始承担一些打扫家庭卫生的任务，每次吃完东西，桌面和地面的果皮和瓜子壳都由她收拾。上街买东西的时候，问路、问价钱、请售货员过来、提要求等简单的事务，都是由她出面去办。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排队，也是由她上前去向服务人员和排在前面的人说明情况，请求得到优先照顾。这些事，婷儿每次都办得很成功。为了不让婷儿产生道德观上的混乱，我事先已经教过婷儿：“用欺骗或耍赖的办法插队，是令人讨厌的自私行为。如果排队确实有目难，应该正大光明地请求帮助，只要你说得清楚需要帮助的理由，人们一般都会让你优先的，因为中国人有尊老爱幼的好习惯。但是如果你说不清楚，那我们就只好不办这件事了。”婷儿十分清楚“加塞儿”和“请求优先”的区别，每次得到照顾，都忘不了真心诚意地向那些好心人连声道谢。
我让婷儿从小多做事，并不是因为需要她分担家务。我这样做的惟一理由是：多动手、多办事，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和性格培养具有其它训练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特伦学者花费了40年时间，追踪观察了256名波士顿少年，结论是：从小爱劳动、能干事的孩子成年后，与各种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比不爱劳动的孩子多两倍，收入多5倍，失业少16倍，健康状况也好得多，生活过得美满充实，因为劳动能使孩子获得各种能力，感到自己对社会有用。
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的个体成长也需要劳动和制作。因为劳动和制作需要动手，手上大量的神经束通向大脑，促进脑神经元的发育和完善；还因为劳动和制作，肯定伴随思维和想象，必然促进智力发展，所以自古以来都把“心灵”和“手巧”连在一起，相互促进。
婷儿很爱劳动。（1985年5月）12号买的3斤土豆全是她洗的，我只说了一下洗的方法。13号拌的黄瓜是她洗好切成块的，还有中午炒肉用的蒜和姜。当然用的是“杀人不见血”的餐刀。
婷儿扫地比过去干净，衣服叠得比过去稍整齐一点。玩具床收拾得很好，不比我收拾的样子差多少。
卫生方面能自己冲澡，只需帮她洗背。如不冲澡，只需帮她倒热水和洗一些难洗的地方，水温她自己掺冷水调。不随地吐痰，果皮果核都吐在盘里。
暑假，我考试，婷儿就到我表姐那去住了两个半个月，回来后每天午饭都由婷儿洗碗，通过坚持做没有趣味的事来练毅力。
早教专家冯德全说：会生煤炉的孩子最懂得工作的步骤，因为他积累了经验，掌握了规律，他的能力在各种场合又互相迁移。而很少劳动的孩子就会失去这一切。早期劳动和制作，还能培养起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的品质，养成劳动的习惯，培养起乐于创造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从小不劳动和不会操作的孩子，他一生就可能失去以上优良的品质和品德。
让一个已经习惯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懒虫改变好逸恶劳的恶习是很困难的，这往往需要一整套奖励和惩罚的制度才能奏效，而且不一定能做到从内心变得热爱劳动。但在把模仿大人当游戏的幼儿阶段，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却并不难。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刚会走路的孩子，就有了帮妈妈做事的要求，两岁时会帮着递送物品，3岁时便产生了参与成人生活的愿望，4－5岁时就能自己收拾玩具、衣服和洗刷自己的碗筷，这说明孩子的娇懒不是天生的。从人的本性来讲，是愿意做事的，只怪父母过分照顾，事事都要包办代替，才使孩子养成了不劳而获、娇懒成性的恶习。
对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不在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办事能力，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
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调查，调查发现：亲子之间的纠纷，大多源于子女过分依赖父母，使父母感到力不从心，子女则因为某些要求没得到满足，而埋怨父母无能。那些从小习惯于大小事都依赖父母的孩子，成人后的自立自理能力都比较差，遇事总是指望着父母一帮到底。随着子女的需求和父母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互间的不满和怨言也与日俱增，以至出现纠纷和冲突。这些孩子很少考虑自己为父母做了什么，他们把父母为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看作理所当然，一旦父母失去了自理能力或劳动能力，这类人很少去尽起码的孝道。
城里的独生子女父母也许并不一定需要孩子出钱赡养自己，但是得不到惟一的孩子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总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农村的孩子们目睹父母的劳动，也参与一些辅助劳动，对父母的辛苦有直接的体验，大多都比城里的孩子心疼父母。城里的孩子很难体会到父母工作的艰辛，更需要让他们在家务活中体验父母的劳累，即使家里有保姆，也应该让孩子洗自己的小衣物和打扫自己房间的卫生，以免养成“少爷作风”。
其实，做家务也是孩子拓展知识面的好机会，比如说，我教婷儿洗袜子时，就谈论肥皂和洗衣粉的去污原理；婷儿协助我做菜时，就谈论糖或盐的溶解、浓度，味道和味蕾的关系等等。我们的开场白通常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灌输双重标准，练习宽容待人
我对婷儿要来很严、很细，一次都不肯放宽标准，婷儿对别人亦表现出这种要求甚严的态度。我要求她做事情和纠正错误都要做到“说一遍就听”，她也要来我说一遍就听。我当然很听话，但别人就不可能按我们的标准行事了。婷儿在弄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之前，不止一次地陷入双重标准带来的心理冲突之中。婷儿曾不止一次地哭着问我：“为什么比我大的我也要让，比我小的我也让？”“为什么他这样就可以，我这样就不行？”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在1985年初的探亲途中：
2月9比我带婷儿从窗户爬进火车，整整一昼夜，又热又臭又闷，然而最难忍的是渴。婷儿盯着别人的一堆“手榴弹”（塑料包装的水），愤愤地说了半天：“哼，光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制止她，“手榴弹”的主人却被婷儿的神情所打动，递给了她一瓶，使我的说服教育工作增添了不少力量。
她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像我对她那样严格要求，有一次，婷儿竟然因为两个小朋友没有回答她礼貌的招呼而难过得哭起来。别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不能像我们那样“说一遍就听”，婷儿也会像我对她那样要求别人当场从错马上改正，遇上娇宠惯了的孩子，就会发生冲突。我再三教她“对自己要严格，对朋友要宽容”的道理，但她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宽容不来。
我在日记里分析着：难道是因为她对宽容缺乏感性认识、没有体验过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么？看来，我今后要想办法让她体验体验宽容的滋味，学点宽容的办法，但要避免把迁就当成宽容。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情况其实是“严格有余，从不迁就”，可惜自己还缺乏认识。直到我第一次在婷儿面前情绪失控，我才做出了真正有效的反思和调整。
那次令我感到惭愧的经历，发生在1985年6月19日，快到电大期末考试的时候：
今晚婷儿终于学会了折纸船。我只是用嘴巴提醒了几点注意事项，如线条要整齐，翻船时要捏紧斜线和横线的交界等等。看到女儿独自折成的小船，我惭愧地向女儿道歉：“刚才不该因为折船的事吼你，请原谅！”女儿回答说：“没关系。以后你记住，大人看到小孩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实在想打的时候才能吼一下。”然后帮我把拖鞋拿来，并不顾我的阻拦，帮我把摔得老远的凉鞋捡起来放好。我真的惭愧了。
刚才，我为婷儿不能迅速地学会折叠精确的线条而大发雷霆，甚至把她没有翻好的纸船揉成一团丢在地上，把婷儿弄得不知所措，吓得哭了起来。我自知过分，才让她去拿手绢擤鼻涕、擦眼泪，并帮她重新栽了两张纸让她自己去折船玩。婷儿立刻破涕为笑，又专心地折起来。为了折得好一些，婷儿又来请教我、我教了两遍对齐的方法，她还没掌握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