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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
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罚一、二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北京天文台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
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是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乾隆朝进入宫廷的法国科学家，如杨自新、蒋友仁等本都是法国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但乾隆对科学一窍不通，他们也就只能为皇帝制作机械钟表、西洋楼、大水法（人造喷泉）了。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对朝政：勤慎理政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不御政，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员，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仍然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借以假传圣旨。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dàn）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举治河与抚蒙两个例子。
先说治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
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下面举例看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第二，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第四，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京后病死。
第七，实践验证。康熙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第九，断不出书。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hé）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厄鲁特蒙古图》康熙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以上九点能够做到一点，可以称作明君。
再说治理蒙古。康熙讲求仁道，抚绥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会盟。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当众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