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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鄴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钱，若即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时谷颇贵，请待有年。上从之而止。
志第十六 刑罚七
二仪既判，汇品生焉，五才兼用，废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爱恶。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乐之心，应感而动，动而逾变。淳化所陶，以下淳朴。故异章服，画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锐，奸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故《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眚灾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周礼》：建三典，刑邦国，以五听求民情，八议以申之，三刺以审之。左嘉石，平罢民；右肺石，达穷民。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赦幼弱，赦耄耋，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吕侯度作祥刑，以诘四方，五刑之属增矣。夫疑狱泛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爱民如此，刑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纲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曰：“夫狱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宣帝善之。痛乎！狱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狱，所以求生；今之立狱，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魏武帝造甲子科条，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罚金之坐，除妇人加笞之制。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
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有叙焉。帝既练精庶事，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诏司徒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谕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是后民官渎货，帝思有以肃之。太延三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肋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纲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旧式。太宗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
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自狱付中书复案，后颇上下法，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