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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说：“我过去是、现在是、而且直至生命终结仍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对于我，奥立弗·坦博远远胜过一位见长。近50年来，他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珍爱我的自由，那么，奥立弗·坦博更是如此。我知道，为了我的自由，他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和我在观点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政府想强加给我的条件使我感到惊讶。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1952年，我和我的同事曾致函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以谋求我国种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但这一要求被束之高阁。斯揣敦①执政时，我们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但是又一次被置之不理。维沃尔德上台后，我们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让南非全体人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徒劳。
①斯揣敦，1954—1958年担任南非总理。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抵抗形式可供选择的时候，我们才转向武装斗争。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和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表示他将消除种族隔离；让他开放对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让他给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或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使人民能够决定谁来管理他们。
“我深深地珍爱自己的自由，但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自从我入狱以来，死去的人大多了，为热爱自由而受害的人太多了。面对那些为死难者伤心和哭泣的孤儿寡母，我深深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在这漫长、寂寞和被荒废的岁月里，受苦受难的不只我一个。我和你们一样热爱生活。但是我不能出卖自己的权利，也不准备出卖人民应有的权利去换取自由。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的组织——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人民的组织依然没有合法地位时，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可以因触犯通行证法而遭逮捕，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的妻子仍被放逐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有什么自由可言？既然我还必须得到批准才能在市区居住，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工作，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得不到尊重，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行谈判。囚犯不能签订合同……
“在我和你们——人民——尚未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作出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割。我会回来的。”
人们屏住呼吸听完了这一声明。它犹如一声炸雷，震响了万马齐暗的南非；它犹如战斗号角，吹响了最后决战的号令；它犹如一曲恋歌，唤醒了南非黑人对自己领袖的深深怀念。南非总统博塔考虑的是释放曼德拉，尽快摆脱自己的政治困境；而政治囚犯曼德拉考虑的是解放南非人民，使他们从种族隔离的桎梏下摆脱出来。多么鲜明的对照！
这时的南非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自1984年以来，南非黑人从劳工运动、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三条战线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攻击。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民族之矛的攻击使白人政权穷于招架。1985年7月13日，南非政府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这时，政府承认在全国范围内，黑人抵抗运动已形成燎原之势。从正984年9月骚动以来，在瓦尔三角区共有35万非洲城镇居民未付房租；有155个城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抗或骚动；在反抗运动中，至少300名市镇委员会委员和非洲人警察的房屋被毁坏；12名市镇委员会委员被杀，240名辞职；过去一年里约有25万到65万名学生参与罢课；在此之前共逮捕了3000名非洲人，在实施紧急状态法期间逮捕了至少8000人，约2000多非洲人遭杀害。
紧急状态法宣布后的第三个星期，政府又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举行大规模的葬礼。这是因为在带有政治性的葬礼上，数以万计的参加者唱着自由歌曲，挥舞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使南非当局大为恼火。禁令规定：葬礼必须在户内举行；每次只能为一个死者送葬；葬礼必须由一位不参与政治的有神职任命的牧师主持。参加葬礼的人必须乘车来乘车去，步行者违法；葬礼上不能展示旗帜和横幅。图图大主教对这些无理的规定气愤已极，他警告说：“我认为当局真是在玩火，他们是在对已被残暴恶毒的法律所折磨的人民挑衅，试图寻求新的对抗和磨擦。我担心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有一天爆发出来，我们会控制不了。”
8月初，图图大主教不顾禁令，率领一队群众向一个坟场走去，这是为两位在戴维敦镇上冲突中丧生的女青年举行的葬礼。当警察试图阻挡示威群众时，图图大主教没有像政府预计的那样进行公开冲突，而是采取了另一策略——请求怜悯。他说：“请容许我们庄严地埋葬我们的死者。我们已经受了伤害，我们已经倒下，不要蹂躏我们。我们是人，不是牲畜。如果有人死去，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哭泣。”他的这番话是如此动情，武装军警也不能不受感动。他们叫来了公共汽车将哀悼者运往现场。事过之后，图图大主教对那位负责的上校说：“为了遵守没有道理的法律，今天您的行为很有道理而且举止得当，我想向您表达谢意。”上校很尊敬地向图图大主教举手敬礼。
从1984年9月以来，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种族对抗的大氛围中，博塔总统发表了他的讲话。博塔1985年1月31日的议会讲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不得不接受南非的政治现实：不可能在政治上排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也不可能排斥非洲人国民大会而搞政治解决。为了打破政治僵局，以司法部长科特西为首的4名政府部长从1986年开始与波尔斯摩尔监狱里的曼德拉进行“严肃的对话”，以摸清情况。他们发现，曼德拉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明确而坚定：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一人一票、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
从1986年政府与曼德拉的秘密会谈起，曼德拉的监狱条件得到改善。在格列高里的陪同下，他们可以开车出去兜风散心了。为了避免外界的注意和新闻界的追踪，监狱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辆装有茶色玻璃窗的奔驰车。有时候两个人和另一个武装警卫一起开车到偏僻的山区或海边的沙滩。曼德拉又一次领略到南非大自然的美丽。他是多么渴望到广大农村去看望他的人民，去爬越那里的崇山峻岭，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去聆听老人们的沉思细语。当他站在沙滩上眺望大海时，他想起了家乡的凯河和流经自己村庄的姆巴谢河。“总有一天，我要回到那里去。”他暗自思忖。每当这时，格列高里就静静地站在他身旁。这位在他身边呆了整整20年的白人狱警，已对他十分了解。曼德拉不仅在政治上使他成熟起来，同时还是他儿子的教父。格列高里自觉地把看守的职守变成了保护的责任。他身上带有枪，并非担心曼德拉逃跑，他十分清楚：“曼德拉是不会逃跑的，那会有损他的事业。”他带枪完全是为了保护这位黑人领袖的安全。
1986年可以说是博塔在国际事务中焦头烂额的一年。2月中旬，英联邦的“名人小组”（EPG）发起和平解决南非争端的运动，以期避免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法。然而，在5月18日，当名人小组在博茨瓦纳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流亡领导人会晤返回后，南非政府军从空中和陆地上同时袭击了与它相邻的3个英联邦国家：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尽管南非政府声称这一袭击是为了摧毁位于哈博罗内、卢萨卡和哈拉雷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基地，但死难者中无一是非国大成员。这3个国家对南非的野蛮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同时国际社会也群起而攻之。一场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开始。
6月12日，英联邦名人小组公布了6个月来协调南非种族冲突的报告书。名人小组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实施全面制裁，认为这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流血事件的催一途径。名人小组的领导人前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和前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卓等人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南非将有可能出现一个亲苏联的黑人政权。他们要求立即停止进口南非的农产品和煤，这是南非的主要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