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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晚上，韦克中尉带上手下人，将那个告密者接上汽车，朝约翰内斯堡的北部开去。告密者是个黑人，为了怕人认出他来，他带上一副墨镜，将帽沿紧紧压在眼帘上，脸的下半部用一条大围布包着。车在利沃尼亚路来回跑了几趟，但告密者似乎认不出他到过的地方了。“你总应该记得一些特征吧。”凡·韦克有些不耐烦了。“我记得它附近有一所教堂。”车子又继续转了几个小时，还是没发现要找的地方，韦克中尉觉得再继续下去也是徒劳无功，就停止了搜寻。
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韦克对这个告密者已失去信心，但那个黑人很肯定的语气又使他有些希望。第三天晚上，车子又来回开了好几个小时，韦克一看表，已过了午夜。他正想结束搜寻，那个告密者突然喊了一声，“就在那里，中尉！”韦克很不相信地抬头望去，原来他们要找的所谓教堂只是一幢有山墙的房子。下一个拐弯处就是通往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韦克注意到人口对面则为一公园。记住了地势特征后，他命令将车开回去了。
韦克策划了第二天的袭击计划，决定下午二时出发。7月11日下午，韦克中尉召集了一支15人的突击队，其中包括一名电台专家、两名对政治文件处理有丰富经验的警察、一名警犬驭手、一名熟练的驾驶员，还有一名能说会道且有喜剧表演天才的警察，以应付突变的情况。全部人马在韦克的办公室集中后，听了大致情况和任务分配。“如果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一个警察问道。“我们就说在找旅馆时迷路了。”16个人坐上韦克预定的一辆干洗车，化装成一个干洗服务队，开着上路了。
下午三时，干洗车开进了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突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男仆打扮的黑人挡住了车：“喂，对不起，农庄没有人。”司机只好开始倒车。这时，韦克一声命令：“我们已经靠近了，开始搜查！”车一下子加足马力，靠近了房子。警察们跳下车来，分别占据了有利地形。不到几分钟，几处出口全部被把守，警察同时还堵住了通往外面的车道。
当时，西苏鲁与最高指挥部的其他成员正在讨论马伊布耶行动方案，结果全部被捕。他们中间有戈万·姆贝基、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凯西（凯斯拉塔）、鲍勃·赫普尔、莱昂内尔·伯恩斯坦和雷蒙·姆赫拉巴。一个小时后，农庄的“管家”阿瑟·戈德雷奇开着车回农庄，当他发现出了事时想跑，但为时已晚。但没过多久，戈德雷奇和沃尔佩通过贿赂一名年青的看守，竟然逃脱了。被认为做过检举证人的赫普尔也设法逃跑了。
从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查获的东西很多。马伊布耶方案的讨论稿，大批的组织文件，100多张地图，6台打字机，还有一架电台、天线装置和一台复印机。从所搜得的文件中，警察又找到线索并迅速逮捕了哈罗德·沃尔佩、莫索莱迪和姆兰基尼。同时，警察在利里斯利夫农庄还搜到了曼德拉的一本国外秘密旅行日记。在所有的文件中，当时已被判刑5年的曼德拉被认为与其中大约250件“罪证”有牵连。
这次突然袭击得手后不久，警察局又接到了位于克鲁格斯多普的一位房主的举报。当这位名叫查尔斯·巴纳德的人发现自己的房客一直未交房租而来催租时，竟然在自己的房子里看到了一大堆政治文件、电文、名单和地址。而这一地点的发现使警察局又摧毁了最高指挥部的另一个隐蔽所。至此，民族之矛的三个地下活动点均被警察摧毁。政府立即着手准备利沃尼亚审判。
当警察发现了曼德拉与民族之矛的联系后，很快就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当时，曼德拉由于与外界隔绝了9个多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他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看到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等战友时，立刻明白了。他们像7年前所经历的那场审判一样，互相鼓励，准备着一场新的法庭战斗。
第一次开庭是在10月9日，尽管警察采取了种种威胁手段，但旁听席上仍挤得满满的。由于起诉书不准确，法官不得不撤消起诉。12月3日重新开庭。起诉人对曼德拉等人提出4条指控：
（l）招募和训练人员使用炸药，准备游击战争，通过破坏活动，进行暴力革命；
（2）与以上行动相配合，计划在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南非时进行协调和合作；
（3）以此推进共产主义的目标；
（4）为此目的，请求并接受外国同情者的资助。
纳尔逊·曼德拉是第一号被告。当他被叫去答辩时，他首先发表了一个声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在随后5个月的政府诉讼过程中，起诉人出示了警察从利里斯利夫和克鲁格斯多普搜缴的大批文件和变节者提供的证明。代表当局的起诉人波西·尤塔是德兰士瓦省的副检察长。他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泛非主义者大会互相混淆，指控民族之矛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企图推翻政府。从起诉人的发言看，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将被告人判处重大叛国罪，然后送上断头台。在起诉过程中，共有173人出庭作证，其中一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族之矛的成员。为了苟全性命，他证明曼德拉回国后曾到纳塔尔的地区指挥部作报告，他还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
起诉人的发言和证人的证词引起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极大愤慨，因为很多都与事实不符。如波西·尤塔首先断言被告要对222起破坏活动负责，但经过查核，很快改为193起。后来他又把1963年5月26日说成是“与发动游击战争相呼应的群众起义日”，而当时民族之矛的武器只有炸药和一支汽步枪。他还一再指责民族之矛企图杀人，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据。连法官也承认在他所提出的193起破坏活动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
辩护律师团是布拉姆·费希尔和沃农·伯朗基率领，他们在叛国罪审判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律师团还包括两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往斯，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在准备辩护材料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发现，曼德拉很自然地成了他们当中的领导人。这主要是他执着的政治信仰、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谦和的处事方法所致。他从不独断地下命令或坚持己见，总是与其他人平等地讨论或争论。
如辩护律师从策略上考虑，要求曼德拉只承认指控的193起破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很多起事件也确实是在曼德拉被捕后发生的。这样可望使曼德拉克于死刑。但曼德拉执意不肯。他认为，这是对民族之矛这一组织的审判。作为这一组织的创始者和领导人，他无意通过法律上的细微区别来开脱自己。如果他被判无罪，而他的战友们则判有罪，他于心不安。同时，他认为，一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为什么要在南非进行暴力反抗这一问题。而这只有在承认进行暴力反抗的前提下才能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很明显，曼德拉是将审判当作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来处理的。
在被告是否应该作证的问题上，曼德拉也是以信仰为主，性命次之。乔夫反对他们作证，担心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受讥讽。曼德拉真诚地对乔尔·乔夫说，“乔尔，我想，作为一名律师，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实现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为自由和尊严进行过斗争，像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相。”其他被告也一致同意他的主张。经过充分讨论，辩护律师团和被告达成一致意见：由曼德拉从被告席上以提供证词的方式发表一个政治声明，详细地阐述他们的立场，其他被告则可全力对付法庭辩论，负责驳斥原告和证人们无根据的指控。
这种以提供证词的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借此为曼德拉提供各种文件或资料。当然，这一策略必须保密，否则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