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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温妮对父亲的崇拜在她第一次种族歧视的经历中被动摇了。有一次，她和父亲在一家白人开办的店铺吃东西。正在他们坐等侍者时，又进来了一家三口非洲人。看上去，这三口子走了很长的路，男的买了一块面包，一点糖和一听饮料。女的抱着孩子坐在那边角落里。大概是由于饥饿，孩子开始大哭。于是，女的解开衣服开始给孩子喂奶，而男的则掰开面包，想逗逗饿坏了的孩子。突然，那个白人侍者大叫了一声，原来他看见了这场景。“快起来，给我滚出去！”他边踢着这可怜的一家人，边喊叫着。
温妮一下子惊呆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会有人出来管管的。遗憾得很，整个饮食店没有一个人动弹，黑人对此置若罔闻，而那个侍者的父母——这家白人店铺的主人只是哈哈大笑。温妮求助地看着父亲，她多么希望自己崇敬的父亲出来帮助这家可怜的非洲人啊。可是，父亲也一动没动，尽管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某种受伤害的感情。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老是教育自己要有正义感的老师，一个不断教育自己要为民族服务的可爱父亲，看到这种欺负人的恶行，竟然无动于衷？！这件事在温妮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母亲死后，家境更为艰苦了。父亲用以持家的仍是从开普教育局得到的那份微薄的工资，这仅仅相当于白人教师工资的一小部分。好在他有自己的菜园子，可以种一些作物。平时，温妮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到田间劳动和放牧，“我挤牛奶，照顾家里的绵羊和山羊，收割庄稼，这就是我肌肉发达的原因。”由于自己可以收获和养殖牛羊，温妮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三顿饭中，温妮最喜欢晚餐，除了有酸奶和玉米糊之外，更诱人的是大家围着柴火，听着口含大烟斗的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
当温妮13岁时，她的学业突然中止。那天，表情阴郁的父亲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孩子，你不能再读6年级了。”“为什么？爸爸，我不是学得很好吗？”“我知道你是班上的尖子。但是，教育局来通知了，要我们立即撤消6年级这个班，理由是我们学校人数太多了。他们要把6年级转到其他地方的中学去，我们学校以后最高只开到5年级。”温妮对中途辍学的通知很是震惊，这意味着她失学了。但是，从小就养成的服从习惯，使她没有再追问或争论，那是没有用的。从此，她开始在田地里整日劳动。从耕地到收获，从挤奶到放牧，样样都干，很快她就成了一名农家好手。
然而，命运之神没有亏待她。有一天，她的一个姐姐病了，被从学校送回家来。哥伦布很快就让温妮顶了这个空缺，温妮高兴极了。新的学校在恩东吉，离家很远，爸爸就将温妮安排在外公家住宿。在恩东吉学校的日子又一次证明了温妮的能力。她刚一进校就参加了6年级的年终复习考试。由于毫无准备，她在72名考生中排位第58名。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她刻苦攻读。为了追上班里的教学进度，她有时忙到深夜。当开普教育局举办6年级统考时，温妮成了22名通过的考生之一，而当时的试题与白人学生的一样。当她兴高采烈地拿着初级证书回家时，她父亲告诉她：约翰内斯堡的一所学院招收黑人学生进行社会服务训练，这应该成为她今后的目标。
但是，要进入这所学院，每个学生都必须通过全南非统一实行的人学考试。为此，哥伦布决定将温妮送到特兰斯凯地区昆布的索伯里中等学校。这是一所卫理会教会学校。尽管1954年以后由于班图教育法的实施，很多这类学校都关闭了，但在当时，这种教会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黑人解放运动的先驱。学费是昂贵的，而温妮只能读寄宿。当时不论黑人学生多么聪明也没有奖学金。但哥伦布为了让温妮深造，则不惜任何代价。温妮的姐姐南希为了让妹妹完成学业，决定自己回家务农，并定期将剥下的金合欢树皮卖给人家，补贴温妮。
温妮在索伯里读书期间，正值曼德拉组织和领导蔑视运动。同学们谁也没有见过曼德拉，但对他极其崇拜，有些女生甚至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慕之情。受这种遍布全国的政治热情的影响，索伯里中等学校的学生决定罢课，以抗议恶劣的住宿条件和教学条件。而担任总级长的温妮处境尴尬。一方面，她十分同情学生们的要求，亦愿意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她深切地感到父亲和南希为她的大学人学考试作了多少牺牲，而这场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仔细考虑，她宣布自己不参与罢课。尽管在这种状况下学习很易分心，但温妮设法排除一切干扰，最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人学资格考试。
在索伯里中学学习期间，温妮亦开始逐渐显露出她的组织才能。一位中学同学是这样回忆她的：
她被选为各年级学生的总级长，负责监督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全体女生。当时，她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她的领导才华却已初露端倪。我们成立了辩论俱乐部。她的出类拔草之处在于有办法使同学们遵守纪律，形成一个集体。她学习成绩优秀，又喜欢体育运动，网球打得特别棒，常常在乌姆塔塔体育节上获奖。
1953年，温妮来到约翰内斯堡从事社会工作的学习。学校社会工作的座右铭是“认识自己”。为了节省开支，温妮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它位于杰普大街上，里面住的都是些普通工人。温妮认为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在那个旅店里开始接触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和文件。”作为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温妮不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但第一学年里，她所参加的社会工作是参加一些代表会议。在那里，女孩子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是卢图利酋长、曼德拉和坦博。
当时与温妮住在一起的有艾德莱迪·图库杜，她是奥立弗·坦博的未婚妻，当时任总医院的护士长。为了让温妮熟悉环境，她经常带着温妮到约翰内斯堡各处去转。尽管当时一些重要的领导人物都受到禁令管制，但由于蔑视运动唤醒了黑人民众，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大增；同时，曼德拉领导的M计划正在执行，因而工会运动和国民大会都相当活跃。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坦博的接触，加上所住之处也是国民大会成员的聚集地，温妮开始接触政治了。据她回忆：
就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关系来说，那是我政治教育的开始。住在那个旅店期间，我发现自己愈来愈接近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常同姑娘们一起到工会大厦去开会。工会大厦是工人聚会的地方，和我们打交道的工人是基层的社会工作者。这是我同南非工会大会接触的开始。
1955年12月，温妮·玛迪基泽拉从社会工作系毕业，来到了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11天，当她被正式任命为该医院的第一位黑人卫生工作者时，温妮那美貌的照片竟然上了《班图世界》和《鼓》等非洲杂志。正巧，曼德拉的那位堂兄马坦齐马又到约翰内斯堡来玩，他马上注意上了温妮。不几天，他就向艾德莱迪说明了自己的心愿。“那我得和温妮谈谈。”艾德莱迪对马坦齐马印象并不好，但碍于曼德拉的面子，只好答应。当她告知温妮这一消息，温妮很不以为然，“呸！”但她与马坦齐马仍保持联系。
当马坦齐马回到特兰斯凯以后，就开始不断给温妮写情书，有时一星期多达几封。与此同时，马坦齐马又派了他的议员们去与哥伦布谈判，准备正式求婚。当温妮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受了屈辱，从此再也没有给马坦齐马回信。马坦齐马虽然感到困惑，但仍未死心。正是在这种时候，温妮遇见了曼德拉。温妮至今对那次会面记忆犹新：①
①曼德拉关于第一次与温妮会面的描述与此不同·这里取温妮的说法。
我在巴拉格瓦纳斯医院那一站走下公共汽车时，他们（指坦博和艾德莱迪）正从旁边开车过来，让我搭车。艾德莱迪·图库杜说她非常饿，我们就停在一个食品店旁边。奥立弗发现没有带钱，但他看见纳尔逊在店里，便说，“让他付钱。”后来，果然由纳尔逊付了钱。当他同艾德莱达一起走出来时，奥立弗介绍我说，“这是温妮，比赞纳人。”
当曼德拉听到坦博的介绍时，很不经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早就从杂志上看到过这位漂亮的姑娘，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天，曼德拉就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