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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罐油漆。这两个非洲人拒捕并得到站台上其他乘客的同情。在冲突中，巡警向围观的群众开枪，打死1人，打伤2人。随后引起很多过路人的围观，并聚集在警察局门前抗议。愤怒的群众向赶来解围的警察扔了石头，警察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数人。群众只好逃离警察局回到出事地点，并将怒火向白人发泄。4个白人被打死。在镇压中，警察开枪打死7名非洲人。
伊丽莎白港事件使东伦敦的警方更加嚣张，一切公众集会均遭禁止。然而，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想方设法弄到了在星期日举行祈祷集会的特许。后来发生的事则众说纷坛了。警察一口咬定说，当他们到达时，祈祷集会和政治大会没有区别，他们要求集会者立即解散，而与会者拒绝执行命令。会议组织者则坚持说，当警察抵达时，他们正在唱赞美诗。还没等集会者有时间离开，警察已开始用刺刀向人群扎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即这批警察为这场冲突已作好了全面准备，他们全副武装分乘3辆军车赶到现场。据这批警察的指挥官承认，他们是在“期待麻烦出现”。这一行动导致至少8人死亡。
这两件事件的真实起因虽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发生。一位事件参与者说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镇，是警察开始的骚动。如果非洲人不动手，警察则设法使他们动手。”另一位运动领导人卢图利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有时警察的所谓“反动乱”甚至发生在“动乱”之前。”除了这两起暴力事件外，还有其他零星冲突。如在丹佛尔，警察于11月3日杀死了3个非洲人，打伤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场冲突留下了13具尸体和78名受伤者。
面对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司法部长却借口这种调查只能激起更大冲突并为煽动者提供讲坛，而予以拒绝。同时，镇压手段更加强化，并实行宵禁。在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行通行证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把罪名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愤慨。事态的发展亦引起国外舆论的关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制度。亦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视运动的志愿者行列，他们的领导人是帕特里克·邓肯，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等20名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被送上法庭，法律依据仍然是“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尽管罗织了一系列罪名，但连法官亦不得不承认这些运动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们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犯同样的罪行。政府对运动组织者的监禁和审判，使蔑视运动停了下来。
这场为时半年的蔑视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教育了广大黑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曼德拉对这一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它召唤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促使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反动政策表达愤慨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途径之一，同时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它鼓舞并唤起我们的人民摆脱被征服的、屈从的唯唯诺诺状态，而成为一支有斗争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的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正是在这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狱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从运动前的7000人猛增到100000人。
①对蔑视运动中的被捕人数有不同统计。卡特与凯里斯的统计为8057人；南非警察的年度报告为8429人。本数字取自汤姆·洛奇，《1945年以来南非的黑人政治》，朗曼，1983年，第46页。
除了对黑人的影响外，这次运动亦唤醒了一些白人。运动后，一些激进的白人组织了民主人士大会，开始对黑人的解放运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蔑视运动还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积极后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质和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深入以及组织者的精明与成熟都是马兰始料不及的。运动后，政府开始考虑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坚持“主子统治”了。曼德拉清醒地指出：这样做当然是欺世盗名，但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是对群众的发动和对志愿者的挑选。当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征召志愿者时，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盖托的向他建议，应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来加入这场蔑视运动，“如果你要想打破种族隔离这部机器，正确的办法是将你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沙子、破烂、石头等统统丢进这部机器的轴承、轮子和所有机器零件里，使它不能运转。”他对运动领导人坚持志愿者队伍应该少而精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只有让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挤满警察署、法庭和监狱，才能使政府的整个功能停止运转。遗憾的是，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从而使很多有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人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运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审查不够严格，致使一些破坏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细和警察都混入到国民大会内部来了。在约翰内斯堡对20名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进行的审判中，一个曾在全国总部工作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原来是警察局的密探，他在审判中站出来为政府一方作证。曼德拉对这一点感到很痛心，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支部没有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监督”，对新成员“过去的历史和政治情况没有认真地进行考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在短短几个月里新成员的剧增所致，但地方支部包括总部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是原因之一。
1952年12月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体会议选举艾伯特·卢图利为全国主席，而两个月前被选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的纳尔逊·曼德拉被选为副主席。就在这时，白人政权发出管制禁令，禁止卢图利酋长在12个月内参加公众集会，并不准他访问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其他一些中心地区。这一禁令是对52名蔑视运动的领导者发出的，曼德拉也在其中。对这一禁令，曼德拉愤然指出：“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这或许是产生于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①诉讼程序。”
①“星法院”是英国中世纪不受普通法约束的法院。
正是在禁令期间，曼德拉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斗争。
第八章 律师生涯
·伊弗林的不满
·“请找坦博先生”
·“这是您的长统袜吗？”
·“不要认为有这样一个对我有利的裁决，我就应当停止政治活动”
1952年12月，曼德拉在取得合格的律师证书后决定与奥立弗·坦博共同开办一个律师事务所。
尽管在英国关于律师的丑闻不少，在美国对律师的评价甚低，然而在当时的南非，黑人律师则是人数极少而又备受尊重（当然是受黑人尊重）的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黑人律师微乎其微。第一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师是艾尔弗雷德·曼杰拉，他是由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授予的律师资格，并在英国工作过。他于1910年回到南非，经过一番曲折，成为南非最高法院的初级律师。由于他多次成功地为非洲人辩护，生命几次受到威胁。第二位黑人律师则是曾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塞姆博士。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受的教育，又在英国受过训练，亦于1910年回到南非。1916年，他开始与曼杰拉合办律师事务所并为斯威士王国充当律师。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授予他法学博士称号。第三位非洲，人律师蒙基奥也是在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受的训练。自这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