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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者我行我素，坚持按照运动领导者的号召办事，对政府命令漠然处之，这当然是“对权威举行挑战”。貌似强大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显得如此脆弱，它的唯一手段就是暴力——不间断地使用警察和监狱，不间断地进行袭击、搜查、逮捕和审判。然而，正如青年联盟的号召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摧毁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毫无疑问，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一种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手段，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他们的兄弟印度人那儿学来的。这种策略是印度国民大会党著名领袖甘地发明的，他在南非的21年正是他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1893年4月，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已在印度工作了两年的甘地，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聘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友人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早在少年时代，甘地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得要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验，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但是，南非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这项法案，反而进一步制定“亚洲人登记条例”。于是，甘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抵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
1913年，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他率领2073名印度矿工、127名妇女和57名小孩，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和平进军”，要求取消禁止印度移民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和平队伍缓缓前进，前一排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很多人被送去监狱。甘地亦连续三次被捕，但运动继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12月，罢工人数高达万人。南非政府不得不释放甘地，以求体面地解决冲突。经过多次谈判，政府被迫于1914年1月宣布：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的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非洲人国民大会之所以决定采取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除了受到印度人大会的影响外，还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基督教徒，他们对暴力对抗的概念难以接受。其H，南非这块土地从17世纪开始就是多种民族和种族共处，这种历史形成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使用暴力，将在各民族心中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痕；同时将导致这个国家永远也难以安宁。1899—1902年发生的英布战争在英裔、荷青白人中留下的裂痕就是明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愿看到同样的事在这块土地上重演。
根据1951年12月在布隆方丹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大会主席莫洛卡和总书记西苏鲁于1952年1月21日致函马兰总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废除最主要的6项种族歧视立法，包括一直遭非洲人痛恨的“通行证法”，1950年7月颁布并引起严重后果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同年通过的“集团居住法”，“班图权利法”，“限制牲畜繁殖法”和1951年选举法。莫洛卡和西苏鲁在信中表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议决，要求政府最晚于1952年2月29日以前废除上述法律；否则，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号召在1952年4月6日举行抗议性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揭开反对不公正法律运动的序幕。”他们在信中还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遗憾的是，政府非但不理睬这些合理要求，反而变本加厉不断镇压。今天，已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沉默意味着背叛。这迫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马兰没有亲自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复函，而由其秘书代笔写了一封复函。首先，信中指责西苏鲁不去同土著事务部长交涉，并对他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质疑。信中还强调，此6项立法不是属于压迫性，而是属于防范性，因而政府无意取消这些法律。复函最后警告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在必要时将运用一切手段来制止骚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2月11日，莫洛卡和西苏鲁再一次致信马兰总理。他们宣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常渠道”；这些种族歧视的立法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不得不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为获取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斗争。他们警告说，人民已别无选择，执行委员会决心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这些罪恶立法的运动。同时，他们还反复强调，“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何种动乱，即使发生，亦不会是我们所为。”
随后，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达杜和书记密斯特里和卡恰利亚代表印度人大会致函马兰总理，“我们受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信中还十分明确地强调了印度人大会的立场：“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这样，南非印度人大会不仅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同时也防止了政府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1952年4月6日，是第一批荷兰人移民踏上南非这块土地的300周年纪念日。1652年的这一天，范·里贝克率领下的荷兰三桅船队徐徐驶进桌湾。舰队司令范·里贝克在旗舰“德罗美达里斯”号的航海日志上写下：“日落后不久，我们驶进了桌湾，在水深4噚①处的沙砾海床抛锚。我命令舰长大卫·柯宁克，明天拂晓，带领6名士兵（划手除外）乘一条单桅小帆船登陆，看看有没有其他过往船只留下给我们的信件，能不能搜罗到蔬菜。至今我们已连续航行了3个多月，全体船员都已疲惫不堪了。”谁也没有料到，一个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船队补给站的使命在300年后的今天演变成了一场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悲剧。
①噚，古代荷兰计量水深的单位，合1。85米。
这一天是南非白人的节日。但是，在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不公正法律的群众大会，并举行了祈祷“解放”的宗教仪式。在约翰内斯堡的自由广场，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站在主席台上，听莫洛卡向集会群众发表演说。曼德拉当时已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与副手毛尔维·卡恰利亚一起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工作。在他们的身后有各种巨大的横幅和标语：“人人都有选举权！”“马兰记住希特勒是如何倒台的！”、“消灭通行证！”整个会场群情激奋，热情的群众站在炎炎烈日下认真地听了5个小时。最后，莫洛卡带头宣誓：“我们要把头脑、身体和心灵里的全部力量拧成一股，一定要使我们恶劣的生活条件不能再持续下去。”他号召广大群众加入蔑视法律的万人志愿者队伍。
在整个组织过程中，曼德拉认识到让群众理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至关重要。只有当人们从心里觉得非暴力抵抗是非洲人最好的武器，他们才会打消疑虑，踊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