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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雷茨·卡马在英国读书时，结识了英国小姐露丝·威廉士。在遭到家族保守势力反对后，他我行我素，与这位伦敦小姐于1948年9月结婚，并将她带回博茨瓦纳（当时称贝专纳）。其结果是他被中止酋长职务并被英国殖民政府逐出国外。从1950年起，他侨居英国6年，随后宣布放弃酋长继承权，于1956年以平民身份回国。·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并于1962年创建贝专纳民主党，主张种族和睦，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1966年贝专纳独立，改名博茨瓦纳，他出任总统。1969年、1974年和1979年三次大选蝉联总统，在博茨瓦纳享有“国父”之称。他执政期间，博茨瓦纳成为非洲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至今享有“非洲小龙”的美誉。
当时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派林立，各种思潮竞相亮相。曼德拉所修的课程中有一门是哈罗教授讲授的。他既是律师，又是作家，但种族成见颇深。在课堂上，他公开宣传黑人和女人难以成为好的律师。但他对印度人颇有好感，认为他们在此专业上是有前途的。有好几次考试，曼德拉都没有及格，同班同学们大都认为哈罗教授的种族成见应负责任。另一位名叫布莱姆·费希尔的教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很受同学们的尊敬。他对提高黑人地位敢于直言，曼德拉特别敬佩他。有一次，在警察找曼德拉麻烦时，他特地赶来解围。
那是曼德拉第一次与警察发生冲突。那天，曼德拉与三位同班的印度学生登上一辆有轨电车。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印度学生叫喊：“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印度学生很生气，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即“异教徒”），而是一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售票员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警察将四个学生一起带到警察局，并要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声称三位同学将他“架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有一个同学赶紧给费希尔老师打了电话，因为他父亲是奥兰治的法律协会主席。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院上为他辩护。四位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这一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这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1943年，曼德拉亲眼看到了一场黑人联合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及种种限制，在住宅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即工资最低的人不得不住在离工作场所最远的地方。曼德拉曾经住过的亚历山大镇就是远离约翰内斯堡的一个黑人居住区。每天早晨和晚上，非洲黑人排着长长的队等着搭公共汽车去城里上班或是从城里回来。直到1943年8月，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各公司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在运输局的同意下，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非洲人当即加以抵制。15000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汽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公司让步了。曼德拉兴致勃勃地指着报纸对西苏鲁说，“你看，这下他们不得不让步了。”西苏鲁笑笑说，“可能没那么容易。”他认为白人诡计多端，对付罢工和抵制等形式的反抗很有招数。果不其然，政府派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根据工人的工资或者甚至根据家庭总收入来说，交通运输费用超出了非洲工人的支付能力。”然而，还在报告发表之前，汽车公司已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去要额外的交通费。亚历山大的居民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非洲工人恢复了对公共汽车的抵制。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许多洗衣妇背着沉重的衣物，佝接着肩，赤着足，拖着脚步往前走。”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笑容可掬地招揽乘客，上面还有警察护送，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这次抵制继续了7个星期。最后，汽车公司同意把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但是必须购买一本联票；只有周末和没购联票者要付较高的票价。抵制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广大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就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第四章 投身政治
·温柔多情的伊弗林
·“志同道合”与“患难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非
·非国大精神领袖伦贝迪——“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
·非洲主义哲学
1944年，曼德拉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弗林·恩托科·梅思。当时他还在读书，两人见面后，很快坠入情网，不久就结婚了。伊弗林是恩科波人，与西苏鲁既是同乡又是亲戚，当时亦住在西苏鲁的家里。她年轻漂亮。说话温柔，在市立深矿医院当护士。结婚后，曼德拉和伊弗林搬到伊弗林姐姐家去住，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股比。这位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每天下班后，曼德拉回家后总要逗孩子玩一会儿，伊弗林则忙着做饭。
1946年，地方当局在奥兰多为这一对夫妻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他们才真正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但很快这套房子就成了曼德拉亲戚的临时旅店，来了总是睡在地上，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纳尔逊的妹妹丽比是第一个来到此地读高中的，长住在此。曼德拉的母亲也来住过。他的堂兄马坦齐马则是一位常客，不时开着车来一趟。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一定看法，老是提醒曼德拉不要和非国大的人混在一起。在他看来，黑人提高地位的根本希望在于与白人合作。而曼德拉当时已深受西苏鲁的影响。他认为，黑人要想取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团结所有的黑人一起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1944年发生的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则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西苏鲁的介绍下，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从结识西苏鲁起，曼德拉愈来愈认识到黑人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沃尔特·西苏鲁经常激励自己的朋友，帮助他们扩大眼界并鼓励他参加到这个黑人政治团体中历史最长、斗争最持久的组织中来。他一直认为曼德拉志向高远，素质优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因而对曼德拉的教育工作格外耐心。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曼德拉又碰到了黑尔堡的知心朋友坦博。那年被校方开除后，坦博来到德班找工作，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校圣彼得学校的科学系有一个教职。经过通信联系后，校方表示欢迎奥立弗·坦博回母校任教，讲授自然科学和物理课。坦博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这可以从他在黑尔堡大学拒签神职声明一事中看出来。在圣彼得学校，他又一次经受了类似的考验。当一些白人和黑人教师劝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并说这与教师的身份不符合时，他感到十分气愤。“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我想帮助人来领导这一场非洲人的解放斗争，你们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教师的责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示那种执着的追求和叛逆精神。在西苏鲁的鼓励下，曼德拉和坦博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选定了自己的政治归宿。这三个人的关系用“志同道合”与“患难之交”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三个人最后都成为了非国大的高层领导，又都一起饱尝了南非白人政权的铁窗之苦。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中，而南非的投入是十分可观的。1938年，南非的军队只有2万人，非洲人和亚洲人不能加入战斗部队，只能编人后方的辅助部队。二战中，南非的军队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