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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无法再为公众谋福利了。他们不能购买和租赁土地，也不准他们为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作证，甚至都不允许他们参加地界的勘定。
九十岁以上，牙齿、头发全脱落。活到这把年纪已不能辨别气味，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喝什么，没有食欲，不谈胃口。患的老毛病既不加重也不减轻，一直就这么延迟下去。谈话时连一般事物的名称、人们的姓名都忘掉了，即使是自己的至亲好友的姓名也记不起来。由于这同样的原因，读书自娱也是不可能了，因为记忆力太差，一个句子看了后面却把前边忘了，这一缺陷把本来还有可能享受的唯一的乐趣也给剥夺掉了。
这个国家的语言时刻都在变化，所以一个时代的“斯特鲁德布鲁格”听不明白另一个时代中他们同类的话，两百年一过，他们也不能同周围的普通人交谈，顶多不过说几个一般的词儿。因此，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却倒像外国人一样感到很不方便。
这就是我记忆所及他们给我作的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一番叙述。后来我见到了五六个不同时代的这些人。最年轻的还不到两百岁，他们都是由我的几个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里领到我这里来的。可是，虽然他们听说我是个大旅行家，世界各地都见识过，却一点也不感到好奇，不提出一个半个的问题来问问我。他们只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斯兰姆斯库达斯克”，就是一件纪念品。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乞讨方式，以躲避严禁他们这样做的法律，因为尽管给他们的津贴确实很少，他们却是由众人供养着的。
人人都轻视、痛恨他们生下一个这样的人来，大家都认为是不祥之兆。他们出生的情况记载得十分详细，所以查一查登记簿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不过登记簿上记载的还不到一千年，要不就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者社会动乱，一千年前的记载早都被毁掉了。但是，通常计算他们年龄的方法，还是问一问他们脑子里记得哪些国王或者大人物，然后再去查历史，因为他们记得的最后一位君王，毫无疑问地总要到他们八十岁之后才开始登基。
他们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令人伤心的人，而女人比男人还要来得可怕。她们除了极度衰老的人所有的一般缺陷外，她们还有别的一些可怕的地方；这种可怕的程度是和他们的年岁成正比的，实在令人难以形容。我在五六个人当中很快就能辨出谁年龄最大，虽然他们彼此之间相差还不到一二百年。
读者不难相信，自从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这种人以后，我长生不老的欲望为之大减。我为自己先前那些美妙的幻想感到由衰的羞愧，心想，与其这样活着真还不如死掉，无论什么暴君发明什么可怕的死法，我都乐于接受。我和我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所谈论的一切，国王都听说了，他于是得意洋洋地挖苦我，说希望我能送一对“斯特鲁德布鲁格”回自己的国家，使我国人民不至于再怕死。不过这似乎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律所不允许的，否则我还真乐意费些力气花些钱把他们运回来。
我不得不赞成这个王国制订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法律，具有最强有力的理由，任何别的一个国家处在那种情况下，都有必要执行那些法律。要不然，因为贪婪是老年的必然结果，那些长生不老的人最终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的业主，独霸全民的权力，却又因为缺乏经营管理的能力，最终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
第十一章
作者离开拉格奈格，乘船前往日本——又从那儿坐一艘荷兰船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阿姆斯特丹返回到英国。
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叙述，我想一定会使读者感到有几分意思，因为这似乎多少有点不同寻常，至少在我读过的游记中，我记得还没有碰到过这一类的叙述。如果我记错了，我就恳请大家原谅，因为旅行家们在叙述同一个国家时，常常免不了都会在相同的一些细节上长篇大论，并且不会受到借用或抄袭前人著作的指责。
这个王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确实有着贸易往来，所以很有可能日本的作家已经有过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叙述；不过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一点也不懂他们国家的语言，所以没有办法去进行调查。我倒是希望荷兰人，经我这样介绍，能产生好奇心，同时也能够来弥补我的不足。
国王陛下三番五次强烈要求我接受他朝廷的官职，可他见我决意要回自己的祖国，也就准许我离开了。我很荣幸地得到他亲笔为我给日本天皇写的一封介绍信。
他又赐给我四百四十四块大的金子（这个民族喜欢偶数），还有一枚红色钻石，我回英国后卖了一千一百英镑。
一七○九年五月六日，我郑重辞别了国王和我的朋友。这位君王真是高尚，派了一支卫队把我送到了这座岛西南部的皇家港口格兰古恩斯达尔德。六天以后，我找到一艘船可以把我带到日本。路上我们航行了十五天。我们在位于日本东南部的一个叫滨关的港口小镇上了岸。那镇位于港口的西端，那儿有一条狭窄的海峡，向北通向一个长长的海湾，京城江户＇注＇就坐落在这海湾的西北岸。上岸后我马上就将拉格奈格国王给天皇陛下的信拿给海关官员看。他们对上面那御玺非常熟悉。御玺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图案是一个国王从地上扶起一个瘸腿的乞丐。镇上的地方长官听说我有这么一封信，就以大臣之礼来款待我。他们为我备好车马和仆从，兔费护送我去江户。到那儿后我就被召见了。我递上介绍信，拆信的仪式十分隆重，一名翻译将信的内容解释给天皇听。随后，翻译转达天皇的命令，通知我说，无论是什么要求只要我说出来就会被照办（这当然是看他拉格奈格王兄的面子）。这位翻译是专门同荷兰人打交道的，他从我的面相立即就猜出我是个欧洲人，于是又用纯熟的低地荷兰语把天皇陛下的命令重复一遍。我按照事先想好的主意回答说，我是一名荷兰的商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航海时翻了船，之后从那里先海路后陆路一直到了拉格奈格，再后来就坐船来到了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时常在这里经商，就希望有机会能随他们中的一些人二起回欧洲去。说完我就极为低声下气地请求天皇开恩，希望他能下令把我安全地送到长崎。我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能否看在我的思主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免我履行踩踏十字架这一仪式＇注＇；我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得履行这样的仪式，可我是因为遭遇了不幸才来到他的王国的，丝毫没有做生意的意思。当翻译把我的后一个请求说给天皇听之后，他显得有几分吃惊，说他相信在我的同胞中不愿履行这种仪式的人我是首例，因而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正的荷兰人；他都疑心我一定是个基督徒。尽管如此，由于我提的那些理由，而更主要是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他特别开恩就迁就了我这与众不同的脾气。不过事情还得安排得巧妙，吩咐他的官吏像是一时忘了那样把我放过去，因为要是我的同胞荷兰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们一定会在途中将我的喉管割断。我通过翻译感谢天皇对我格外开恩。那时恰巧有一支军队要开到长崎去，天皇就命令指挥官护送我前往那里，关于十字架的事还特别作了关照。
一七○九年六月九日，经过长途跋涉，我到了长畸。不久，我就认识了一些荷兰的水手，他们都是阿姆斯特丹的载重达四百五十吨的“阿姆波伊纳号”大商船上的人。我在荷兰住过很久，那是在莱顿求学，所以我的荷兰话说得很好。水手们不久就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了。他们十分好奇地询问我的航海及生活经历。我尽量地把故事编得简短而可信，却把真相的绝大部分却隐瞒了下来。我在荷兰认识不少人，我可以捏造我父母的名字，假说他们是盖尔德兰省出身微寒的百姓。我本来准备付给船长（一个名叫西奥朵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我到荷兰应付的船费，可他听说我是名外科医生后，就高兴的只收了一半，条件是我在我本行业务方面为他服务。
开船前，有几名船员一再问我有没有履行以上提到的那种仪式。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只大概地回答他们说，天皇和朝廷的每一点具体的要求我都满足他们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叩头虫一样的歹毒的流氓跑到一位官员前，对他说，我还没有踩过十字架。可是官员早已接到放我出境的命令，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