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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这个养气功夫，属实非同一般。
由于“华夏共和国”现在取代了清朝，在一定程度上给原来和清朝保持“宗藩”关系的中国属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经过朝鲜的率先“表态”，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清王朝全盛的时候，中国周围的好多国家都向中国朝贡，和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象朝鲜、琉球、拉达克、哲孟雄、不丹、尼泊尔等山外诸国，苏禄、越南、缅甸、南掌和、暹逻等东南诸国都是中国的宗藩，这种“宗藩”关系并不是近代的那种“保护国”和“殖民地”关系，而是基于传统文化理念上的名义上的不会被宗主国干涉内政的自治属国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清朝与周边国家存在的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清朝“称藩纳贡”；接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干涉主义”态度去对待这些国家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
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虽然有些国家有时不按规定而提前来华朝贡，中国政府也都给予了热情接待。
（四百零二）货币制度的“两”“元”之争
（四百零二）货币制度的“两”“元”之争值得注意的是，各宗藩国在来华朝贡的同时，也与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由此可见，清朝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宗藩”关系和近代西方国家间的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西方殖民国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更是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即使在清朝“闭关锁国”期间，和属国的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国势渐衰，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下，这些属国渐渐的丧失，但基于传统文化上的认同感，这些国家还极力的保持着和中国的“宗藩”关系，象缅甸尽管已经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仍然不得不允许缅甸在一定时间继续向中国“朝贡”。
现在，大清王朝已经由新的“华夏共和国”所取代，中国传统的这些宗藩国失去了“朝贡”的对象，如何重新“定位”和中国的关系，是摆在这些中国的前“属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孙纲提前留了“后手”，通过自己在朝鲜的北洋方面的代言人“美女学生”金舜姬，成功的解决了朝鲜和中国的藩属关系问题。
在“己亥之乱”发生之后，朝鲜国内很快就知道了消息，朝野上下顿时一片震恐。朝鲜国王李熙大惊失色，派人向在釜山地北洋水师提督叶祖圭问计，叶祖圭虽然已经提前知道了消息。但也不敢擅自决断，后来等到孙纲把在北京的朝廷主要官员都接到了旅顺。成立“北洋共和政府”后，金舜姬按照孙纲的指示，以她地特殊身份在朝鲜军政两界及王室间进行了“沟通”，才让朝鲜在因中国内乱造成的恐慌情绪中稳定下来，朝鲜国王李熙表示。“中国有难，朝鲜为中国属邦，绝不坐视不顾”。指示朝鲜军政当局做好战备，“备中国不时之需”，于是就有了后来朝鲜海军协同北洋舰队作战以及金舜姬亲率朝鲜军队3000人进入中国境内帮助中**队阻击俄军地行动。
“华夏共和国”成立后，朝鲜率先表示承认，但对于朝鲜应该同中国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感到“困惑”，孙纲随即让金舜姬转告朝鲜国王，中国和朝鲜仍然是“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既然大清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将和朝鲜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用来取代以前的“朝贡”关系。
朝鲜国王李熙知道后放心之余也十分感动，立刻派使团前往中国道贺，递交国书，“庆贺中国共和重生，并与中国约为盟邦，互助互援，永世修好”。中国和朝鲜以签订《平等友好互助条约》地形式确定了两国新的外交关系。
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属国之一，在朝鲜地“率先表态”之下，琉球王国接着响应。中国的另外几个已经和清朝实际联系不多的属国暹逻、缅甸、尼泊尔等国也纷纷向中国派遣使团。重新和中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取代从古时延续下来的“朝贡”关系。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上。也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对孙纲来说，这些周边邻国重新和中国建交，有助于中国以这些友好国家做为屏障和助力，抵御西方国家的蚕食。这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以后地发展，有着很现实的战略意义。
对这些国家来说，和已经开始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结好，也有助于防止他们自身被西方列强吞并。
远的不说，象朝鲜为了对付日本和俄国的潜在威胁，和中国走到一起是必然的，也是现实的选择。
象尼泊尔依托中国，不但能够保护自己，而且一个独立的尼泊尔作为中国****地区的屏障，对中国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现在通过“平等友好互助条约”地形式，正式取得了在朝鲜和琉球地驻兵权，将中国的海上防线扩大到了外海，对保护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有着深远地现实意义。
“你的事忙得怎么样？”这一天，孙纲看到自己的爱妻马也和自己一样的在忙，而且一副愁眉深锁的样子，不由得问道，“可别把自己累坏了，不是又出什么事了吧？”
“倒不是出了什么事，经济的问题，不是象你那里军事方面的事情那样，你知道了发展的方向，按着正确的道路解决就行了。”马说道，“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关于钱的事情吧？你不是还在银行干过好多年吗？这回帮我出出主意吧，你们都是参政，张大总督那里，恐怕你得帮我去沟通一下。”
“怎么回事？要我去找张之洞老爷子沟通什么？”孙纲听她这么一说，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马告诉孙纲，现在关于中国的货币制度的标准，一直无法确定下来。
由于中国目前流通的货币不但有传统的纹银和方孔铜钱，而且还充斥着大量的外国银元，以及各省自铸的银元，这些各种各样的货币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兑换率，中国市场上货币流通之混乱，世界罕见。尤其是各省官办的或私营的钱庄和票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银行都在发行纸币，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市场更加的混乱。这种货币流通的混乱状态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甚至于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商人对这种混乱状况都感觉到“难以忍受”，英国和美国在同“华夏共和国”重新订约时就向李鸿章等人明确提出，中国必须改变目前这种货币制度的混乱状态，要求新的中国政府实现货币“标准化”，甚至提议中国采用“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
混乱的货币制度不利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但中国的好多商界人士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中国政府的好多官员的看法也都一样。因而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上，好多省的商会代表强烈要求统一币制，并在集体讨论之后向李鸿章提交了“请愿书”，要求政府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以解民间通货不畅之积弊”。
“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还向李鸿章提交了几份“备忘录”，里面有经过各省商界代表讨论后给出来的几种货币制度的备选方案，以供政府选择。
李鸿章接到请愿书后不敢怠慢，由于他对这个货币制度该用什么标准好也是心中无数，他特地还请了几位对中国这方面很有“研究”的外国专家来进行咨询，这帮外国人经过研究之后给李鸿章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大体上是这样的：
因为世界银价下跌的关系，中国目前的货币制度应该和国际接轨，采用金本位制。）虽然采用金本位制，但黄金货币不应该在国内市场上流通，只能作为国家的货币发行储备和支付外国之用。
虽然采用的是金本位制，但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应该以银币作为标准货币。
按照目前中国市场上的现状，金与银之间的最佳兑换比率应该是1比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