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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穆斯林在财富积累和投资方面远不如印度教徒。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在印度推行永久地税制，善于经商，有一定积累的印度教徒借此机会成为土地所有者和地租征收者，而原来的穆斯林地主和贵族因为没有经商技能和财富积蓄，不可能如期纳税，往往不得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民和雇农。这样，在原来就已经存在的宗教矛盾上，又增加了经济矛盾。
除此之外，两大宗教集团在宗教戒律方面也存在不少冲突。印度教崇拜牛，将牛视为神明，而穆斯林却以牛肉为主要的肉食。每当穆斯林在印度教神庙附近杀牛，尤其是宰杀母牛的行为，曾经多次引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激烈冲突。此外，印度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或节日庆典时往往载歌载舞，这也引起穆斯林的反感。印度教徒在清真寺附近吹拉弹唱经常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最深刻体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歧的一点是，象其它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一样，印度的穆斯林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然后才是印度人。他们忠于穆斯林这个泛国界、泛种族的宗教群体，对印度没有认同感（这和华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遭到英军残酷镇压之后，印度穆斯林普遍认为英印当局对穆斯林采取的“不信任政策”源于印度教徒的挑唆，印度穆斯林从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巅峰跌入耻辱贫困的深渊也是由于印度教徒迎合英国殖民者，帮助他们推翻穆斯林统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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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一十九）印度的分裂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在印度次大陆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某些个人之间也有友谊和密切往来，但总的来说，这两大宗教集团之间彼此是分离的，有隔阂的。虽然一部分的穆斯林领袖主张团结印度教徒，共同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他们的影响不足以带动整个教派，而且在一些重要场合，他们为了拉拢人心，也不得不回到传统的路线上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40年，在中国政府决定支持“自由印度”组织的时候，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领袖便派代表远赴北京，向中国政务院总理谭延恺提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自由印度’组织所代表的未来印度政府很可能会导致人数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压倒人数少的教派利益。”谭延恺和孙纲一样，对印度种族教派之间的隔膜及分离情况了解不多，他更多的是比照中国的经验和模式来看待印度的种族教派问题。谭延恺认为印度穆斯林所担心的情况不会出现，“中国政府保证新的独立的印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的国家。”对于中国总理的保证，穆斯林领袖们并不感到安心，有很多穆斯林领袖甚至这样认为：“继续保持英国人的统治也好，由中国来进行统治也好，将印度分裂成七八个国家乃至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再独立也好，都要强过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1942年5月7日，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拉合尔宣言》，即在印度次大陆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决议。
在华军攻入印度彻底击败英军，结束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百年殖民统治史后，对于独立后的印度究竟应该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各派政治势力有很大的分歧。为了尽快给予印度以独立地位，在了解了印度各派政治势力的意愿之后，华夏共和国大总统孙纲提出了三个方案，“甲方案”为“大印度联邦共和国方案”，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个印度将是松散的联邦，分别下辖印度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分治地区，三个分治地区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只由联邦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乙方案”为“邦联方案”，即成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邦国，三国成立邦联或攻守同盟，旁遮普和阿萨姆两个非穆斯林地区分别并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丙方案”为“联省共和国方案”，即在印度成立按民族划分的17个自治省或邦，各自治省和邦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力，各省实行中国式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由各自治省成立“印度联省共和国”，各自治省不能脱离联省共和国成立独立国家。
但让孙纲始料未及的是，他所提出来的方案竟然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印度两大宗教集团的反对，尽管对于孙纲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威望表示敬重，但“自由印度”领导人钱德拉。鲍斯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巴基斯坦”这个概念，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真纳则坚决要求成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印度的锡克教徒也要求成立独立的“锡克斯坦”，而海德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等印度几个大土邦的王公则要求各个土邦组成“第三个印度”。
在后世的历史学者们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孙纲所提出来的这三个方案无论实现哪一个，对印度都是极其有利的。这三个方案既可以维护印度次大陆的统一，又可以使地方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能够消除“印度教徒多数统治”所带来的恐惧。但印度各派政治势力的短视和无能最终葬送了这一美好的政治前景。
因为“自由印度”组织、国大党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各不相让，三方很快宣布决裂。由于华军在击败英军之后便开始撤出印度（对于华军迅速撤出印度的原因，存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派往海外的兵力不足，中国政府打算将在印度的部队调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执行占领任务），防务及缴获英军的武器都移交给了印度解放军或当地的部族武装。在华军撤出印度之后，印度各地的武装力量并没有来得及统合起来，这就为以后的内战埋下了导火索。
在政治谈判破裂后，一些激进的穆斯林开始在印度各地挑起种族和教派冲突，1945年8月16日，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公然宣布这一天为“直接行动日”，在加尔各答东北的马尼克托拉区，穆斯林发动了骚乱，随后向其它城区蔓延。穆斯林使用砖头、匕首和枪支同印度教徒展开混战。城内的警察和印度解放军的士兵不得不使用摧泪弹加以制止，由于场面极度混乱，前来制止暴*的印度解放军士兵不得不向混乱的人群开枪，好容易才将人群驱散。当天下午，约60万人的穆斯林在加尔各答广场集会，全印度穆斯林委员、孟加拉省临时政府首席部长纳兹穆丁在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称在骚乱中受伤的全是穆斯林，“穆斯林除了自卫反击以外已经别无选择”。他的这番讲话激起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暴*。许多穆斯林一离开会场就到处追杀印度教徒，并拦截焚烧了一列火车，车上的乘客全被烧死，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在穆斯林的狂暴袭击下，很多其它教派的人也被卷了进去。面对穆斯林的袭击，印度教徒开始了激烈的反抗，狂怒的锡克教徒们也手持他们著名的弯刀，在穆斯林聚居区里展开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最后，孟加拉临时政府出动了5万人的印度解放军部队，才把这场可怕的暴*平息下来，在这次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种族大仇杀中，共有近4万人丧生。
印度发生的大规模种族仇杀令中国政府大为震惊，孙纲向印度各政治派别领导人发出了紧急约见的邀请，打算在北京召开一次会议，让有关各方面对面商讨解决印度独立问题，鲍斯、尼赫鲁和真纳都表示同意，孙纲为此专门派出了专机，准备让他们直飞北京，但随后在9月28日，又一场更大的暴*在孟买发生了。
成千上万名穆斯林对孟买的印度教徒聚居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他们烧杀抢掠，奸污妇女，逼迫印度教徒吃牛肉，暴行很快蔓延到了卡拉奇和阿迈达巴德。印度教徒随后对穆斯林展开了激烈的报复，接着便在旁遮普激起了反报复……此时“自由印度”组织、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一方面煽动和参与仇杀，一方面又相互指责对方是种族仇杀的策划者。鲍斯、尼赫鲁和真纳随后都宣布取消北京之行。更可怕的是，印度各省地方临时政府、警察和印度解放军也在分裂和仇杀的情绪影响下开始出现瓦解和崩溃的迹象，一场雪崩式的大灾难已经不可避免。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怕是已经有了“亚洲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