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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自行脱队，在海州四处闲逛，寻找商机。
他们都是在全国各地赶来，在淮安考察过后按照以往的习惯，总觉得没有和当地的军政大员打过交道就不敢投资做生意。按照大清的习惯总得在当地的实权官员打好关系，送礼喂饱了后才敢落地投资。而现在淮安的工商业发达已经是一日千里，就在去年就有很多粤商也跑到淮安来寻找商机。他们后来者不懂规矩，也不了解淮安情形，而且相隔几千里人生地不熟，比起徽商和浙商来差了老远，就是晋商也远远不如。
而粤商中的代表就是十三行，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了几个通商口岸。洋行也可以直接开在通商城市里，十三行中转翻译沟通的功能大大削弱，十三行都入不敷出，很多广东商人都慌了手脚，到淮安来的粤商络绎不绝，而到了淮安后又是两眼一黑，很多商人打听到张华轩在徐州后都跑到了徐州。希望能得到大帅接见。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说这些普通商人，就算是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能见到他也属不易。政务处又没跟来，于是到徐州个把月后，索性借着丁宝桢回淮安地机会。让他把这个黑锅也顺便背了，沿路带着这些来自各地的商人一起回淮安，交给阎敬铭和胡雪岩去头疼吧。
少了一群嗡嗡叫的苍蝇，丁宝桢的眼前清净了许多。这些商人不论到哪里都不违背本色，这些天来眼看着淮安和徐州等地繁富。所有人嫉妒的眼都绿了，巴不得立刻与淮军的军政大员交结好后就来淮安做生意。广州做为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多年，可以说是开中国工商业风气之先，如果不是鸦片战争这个必然地贸易战争的话，广州的地位绝不会被上海取代，而会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而这个城市地商人也是极尽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本色，很多商行连鸦片生意也照做不误，而做为十三行首领的伍家在十六年前拥有二千六百万白银的家产，是当时全世界不折不扣的首富。所以说，不论什么晋商浙商。当时真正会做生意地。还是粤商。
然而粤商不守规矩也是出了名的。广州开风气之先，这些商人对官员和大清律没有那么多的畏惧，甚至是船坚炮利的洋鬼子，他们也没有多少忌惮和畏惧。一切按生意规矩和白银说了算，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鬼子很在广州吃了些亏。而朝廷派到广州的官员中，十有八九都会被这些商人拉下水。
不过以前的老一套在淮安显然是行不通了。这里有数不清的大檐帽在管着官员们。有直属大帅的内卫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异已份子，不过忙碌之余。也会逮捕几个不那么守本份的外地商人。
警察是维持治安用地，不过当商人行迹诡异可疑时，警察也会拷掠一下，看看这商人是来淮安投资，还是被境外敌对势力收买潜入搞破坏地。
最让商人痛恨的当然是税务部门了。任何一个企图在淮安偷税漏税的商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打击，税务部门对商人而言比内卫还可怕，毕竟内卫的主业是肃清异已份子，而税务部门眼里盯着的只有商人，对打击不法商人他们有着极其高涨的热情，只要逃税被逮到，会让很多商人极其痛恨自己当初那种愚蠢地行为。
然后就是卫生消防城管诸多部门，任何一个部门都可能会与商人扯上关系，很多商人奇怪，大清地衙门很少，不过那么几个，就是这样也有很多人受不了盘苛而破产倾家，而淮安这里有这么多的部门，而商业活动反而开展地如火如荼。
不能理解，自然就困惑，在一时之间也就会把在淮安的希望还放在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员身上。留守淮安的阎敬铭是有名的铁面无私，凡是敢胆贿赂他的商人不但不会得逞，相反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来二去，打算在这个最高政务长官身上撬开破口的商人就完全放弃了。接下来，自然就是没头苍蝇一样的乱转，察颜观色，企图在淮军高层找一个真正靠的住的代理人。
打发走了一群又一群的商人，丁宝桢也是松了口气。其实跟在他身后的不仅是粤商，还有来自安徽与浙江等地的商人，有一群杭州商人异想天开，力劝军令部早打下江南，直入杭州，这样浙商凭借着原本在淮安早扎根的优势，就能够把手中的生意做大做强。他们影响不到张华轩，也没有机会在大帅身边鬼扯，这就把目标换成了丁宝桢，搞的他不胜其烦。
而当大票人马走出州衙之后不久，很多人都是倒吸了口气。
州衙原本是建在城中的，不过海州在一年多前就面临着旧城改造的大局，当时州衙出卖了许多土了，手里的银子多的要花不完。除了上缴之外，还可以截留一部分留做公用。因为原本的海州城很小，州衙也不阔气，索性就在旧城外选址重新建了新州衙，距离旧城很近，而拆途了旧城城墙后，由新州衙回到原本的城市中心也很方便。
原本的旧衙门却是卖给了一个英国商人，据说还是个犹太人。很难说海州知州周攀友是为了扩建州衙，还是贪图这个洋鬼子手里大把的银票。
从新州衙出门不过一刻钟的时间，人群已经变的拥挤开来了。丁宝桢的护军和海州内镇的士兵，加上内卫、警察足有五六百人，他们远远散开警戒，却不能把熙熙攘攘的人群驱赶走。
这个规矩是大帅亲命，任何人不能违抗。
张华轩最讨厌那些清道肃静的仪仗，官员说是亲民巡视，却把百姓赶的远远的，道路封锁人员不得随意通过，这是亲民还是扰民？
所以现在这些大员们也只能安步当车，只能在通过城市之后，才能到达内镇的卫所所在，然后再坐车骑马，赶向港口附近的水师学堂。
海州几乎是拆掉重建的。这个州城地处苏北，既没有江南的繁华和人文，也没有淮安和扬州的盐利与漕运之利，所以原本在经济上并不发达，百姓只是温饱而已。而出海口一开港口一建，停靠在海州的船只日渐增多，到了今年二月的时候根据统计，海州停靠的船只已经超过大清境内任何一个港口，甚至是广州港口与上海、天津等地的总和。船只多了，来往客商当然也多了，水师的水兵和水手，寻常的海员，这些人都需要上岸休息，他们带来的货物和白银，使得海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繁荣起来。
在铁路修通后，海州的发展只能用一日千里来形容了。
如果说历史上的上海发展是一个奇迹，那么海州的变化就是一个神迹了。原本一个州城内只有一万多人的小城已经消失了，取代它的是完全新式的建筑形式。
海州的建设并没有如上海一般带着浓郁的殖民地色彩，与上海不同，海州的开放与发展是完全自主式的。它的街道宽阔整洁，城市的绿化与下水道系统完全是后世一百年后的标准，十几里长的主干道两侧全部是高耸入云的楼房。在海州，去年一年内修建的十层以上的高楼就超过了百幢，而地处原州衙所在的闹市中心，则建起了高达三十层的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而这些高楼顶端那种飞檐拱斗的中国式的建筑风格，则让每个到达海州的中国商人为之自豪，却让那些白肤蓝眼大鼻子的洋商或水手们心情迥异不同。
这座城市显然是在以恐怖的速度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是由比猴子还滑稽的中国佬们主导而致繁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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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土胜洋
现在，呈现在丁宝桢等人眼前的是笔直而宽阔的街道与一颗颗碧绿的梧桐树两侧是高耸入云的中国式楼房，信步而行，满街行人多半是衣着光鲜的商人，间杂其中的也有不少打扮朴素简单的夫子力役。人群中三三两两的大檐帽要么是值差的内卫，要么是城管或警察，也有一些是税务司的人在沿街盘查商号，催缴税赋。
商人中几乎是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山西的晋商老倌儿，也有直隶与山东的商人，战争，并不能影响商业活动的继续进行。百姓还是要穿衣，要吃饭，而在海州能买到淮安出产的一切生活用具。
布匹、丝绸、米面粮油，玻璃灯，火柴，卷烟，这些民生用品先是以原料的形式，通过水运、陆运、海运、铁路等诸多方式运到淮安，然后在淮安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制成了成品，再由几条固定的线路发往全国各地。
在浙商为首的各路商人的努力下，淮安出生的几宗产品已经行销全国，可以说，哪怕就是在新疆或是外蒙，也可以买到淮安工厂出产的商品。
对工业出产这种爆炸性的大发展很多人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