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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宋代先进造船技术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比以前具有更多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航海史的新时期。宋代舟船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造船业从设计到施工，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有了一套科学化的工作程序。能把载重多少作为设计指标，没有相当纯熟的工艺水平，显然是办不到的。当时设计船舶主要以载重多少石为准，再依据行江航海等实际需要，计算长度、宽度等等数据，画成“船样”（图纸）。并且估算用料若干，人工若干，共计造价若干，以便官府支拨钱粮。如船舶造得好，宋廷往往向别处船场颁发“船样”，命令仿造。载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载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久而久之，“大料”和“小料”就成了载重量大小的代名词。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宋代海船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在动力方面，除帆和桨外，南北朝时期陈代发明的踏车得到了推广和提高。
宋代千吨“神舟”巨轮令高丽人“倾国耸观”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造大船极其不易。北宋时内河航运出现的“万石船”，是长江最大的航船。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
大船的结构也相当复杂，且以宋徽宗时出使高丽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为例。“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全船分三舱，中舱又分四室。防水隔舱很早以来已由中国人首先发明，这次发掘的“泉舶”更分了十三舱。“客舟”船头用石丁石作锚，“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抛锚起锚则使用滑轮。如遇“风涛紧急”，还须加抛“游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另加设两个“三副舵”。船舷两侧“傅大竹为橐以拒浪”。装载人与货，则以竹橐当吃水线，“水不得过橐”。主桅杆高十宋丈，前桅杆高八宋丈，共装帆110幅，正风用帆，“稍偏则用利篷”。“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可见是高效率的航帆。此外，又用鸟羽测风向，以铅硾测水深，尖底船“海行不畏深”，最怕是搁浅倾覆。这六艘船是两浙路和福建路先进海船业的杰作，现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业技术展览会，当时的大海船也同样起着手工业技术展览会的作用。
泉州发掘的宋船估计载重为200吨，约折合宋时3636料，由于计料都用整数，应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一般大船载重约275吨，比这艘船更大，五千料决非大船的极限。北宋神宗时，荆湖地区有一艘内河“万石船”，“钱载二千（应为‘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其载重约660吨。
宋神宗派使节去高丽，命“明州造万斛船二只”。宋徽宗时出使高丽，又造了两艘更大的海船，号为“神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没有交待神舟的载重，但不妨与同行的那六艘“顾募客舟”作比较。这六艘船各“长十馀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如按长、深、阔各三倍于客舟计算，其容积和载重应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当然，这种简单化的计算与实际必有误差，如作保守的估计，神舟也应是二万料以上的大船，载重1100吨以上。南宋时，内河车船有长达三十六宋丈的，约合111米。神舟的长度约四十宋丈上下，即使以现代的眼光看，也相当可观了。在当时，真成了“超冠今古”的庞然大物，“巍如山搬，浮动波上，锦帆鹤首，屈服蛟螭”。高丽人聚集海岸，观看远航的友好使船，“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南宋战舰“日行千里”
车船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时由荆南节度使李皋最早设计制造成功的，可称是现代轮船的始祖。
车船是一种战舰，它有两个木轮桨，每侧一个，一轮叫一车，以人力用脚踩踏，带动轮桨转动，使船行驶，前进速度很快。史称“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李皋传》）。宋朝时轮桨增多，有4轮、6轮、8轮、20轮、24轮以至32轮之多。李纲说，荆湖南、北路一带的车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每车有两个轮，“鼓蹈双轮势似飞”，“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楫就是翼片，每轮有八个翼片击水。每一双翼轮设于船舷两侧，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船舱里的轴上当设有踏板，供人“鼓蹈”。
飞虎战舰是小船，只两车四轮，每车两人蹬踏，即可“日行千里”，当有夸张，但其速快是一定的。车船不能航行浅水，也未用于航海，其优点是速度快。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是近代明轮汽船的祖宗。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杨么军曾以车船痛击官军。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之战中，宋军就是使用车船战胜金兵的。南宋虞允文命战士踏车船至瓜洲，往返巡视，宋船在中流上下绕金山三周，回转飞驶，迅速灵巧，金兵看到，无不惊骇。
第一蒲寿庚的历史贡献
蒲寿庚在宋元鼎革之际，导元倾宋，叛宋仕元，主观上是为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客观上使泉州港得以幸免战争创伤。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福建左丞蒲寿庚上奏元廷：“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朝廷下令停止建造。
元代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开港，进而达到极盛，这有蒲寿庚的一份功劳。蒲寿庚对元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诏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十》）。并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委寄予唆都和蒲寿庚。但唆都昧于海外交通和南海风物，主要得靠蒲氏。秉承元世祖旨意，福建行省派遣蒲寿庚长子、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和蒲寿庚亲信孙胜夫、尤永贤等人“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且主要由泉州当局负责，并有蒲氏亲信参加。尽管蒲寿庚没有亲自出使，但起了筹划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蒲师文等人的出使，借助了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的新局面。
又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又派蒲寿庚部下尤永贤招谕南毗国，“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来华，其他国家（地区）的使者和商人也相继而至。
通过招谕活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蒸蒸日上，在元代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跃居为世界大港，以“刺桐港”之称名扬四海。蒲寿庚同时代人庄弥邵这样描述泉州港的盛况：“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所以重其镇也。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