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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断别人的胳膊或腿。这些人越强壮，阿瑟·雷蒙德就越喜欢。因为怕伤了自己的手他不敢用拳头。我觉得他更卑鄙的一点就是，他总是佯装不想打架，然后出其不意地击倒对手。“我实在看不起你，”有一次我告诉他说，“如果你跟我玩这种把戏，我会用瓶子砸裂你的脑袋。”他吃惊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不在乎跟他打架还是摔跤。“我不会在乎的，”我补充说道，“如果你黔驴技穷，使出这最后一招的话。我知道你只想显示显示。你这个蠢货，总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笑了。他说我说起话来就是莫名其妙的。
“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他说，“你这人让人捉摸不透。真的，亨利，”他发出一阵狂笑，“有时我真不理解你。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我们曾经是朋友，你记得吗……但你已经变了……你骨子里很硬……你是雷打不动的。天哪！你认为我很强硬……我只是狂妄自大，争强好胜，精神饱满。你才是强硬的那种人。你是个流氓，你知道吗？”他又笑了，“是的，亨利，你正是这种人……你是个精神流氓，我不信任你……”
看到我和丽贝卡之间的关系轻松和睦，他很烦恼，但他没吃醋，他也没理由吃醋。不过他很嫉妒我能和他妻子友好相处的能力。他总是跟我说她有多理智，好像这是她吸引我们俩的原因。但如果丽贝卡在场的话，他对她的态度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认为她的观点无足轻重，而他听莫娜说话时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又太好笑了，还没听完她的话他就连声说：“是的，是的，一点儿没错。”而实际上他根本没听她究竟在说什么。
单独和丽贝卡在一起，看她做饭或熨衣服，我总是聊一些只是和别人的老婆聊天时才说的话题。丽贝卡很朴实，但一点儿也不理智，容易冲动，感情用事。她喜欢被当做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有理智大脑的人。我们谈论的是最简单的话题，有时就是些家务事，而音乐教师对此是毫无兴趣的。
谈话只是别的一些更微妙的交流形式的前奏。如果后者没什么效果的话，谈话也没什么意思了。如果两人愿意彼此交流的话，无论谈话内容多么混乱都没什么关系。说话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人往往不能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人们说话时并不讲究语法，也不在意前后矛盾，有些谎言什么的。如果你的谈话对像愿意听的话，即使不知所云地乱说几句，他也会很好地理解。不管你是和男人还是和女人说话，如果是这种谈话的话，那么你们两人就很默契了。男人之间和女人之间谈话都非常需要这种默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夫妇之间则很少有这种谈话。
说起阿瑟·雷蒙德和克伦斯基我这两个年轻的朋友，其中一个后来只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认同，他认为只有它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另外一个后来成了我的病人，当时我暗示说会是这种结局，他还说我疯了呢。音乐教师放弃了音乐试图拯救社会，但他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失败甚至使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和兴趣盎然；而另一个放弃了他的医学研究，最后成了我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病人。他明知道我没有行医执照，只有满腔热情和真诚。他故意这么做，甚至对这种一无所获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了。
我们一起住在沿河路的日子距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几天前，当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我遇到了阿瑟·雷蒙德。如果不是他跟我打招呼的话，我可能就跟他擦肩而过了。他变了许多（腰几乎与克伦斯基一样粗了），步入了中年，牙齿熏得黄黄的。没说几句，他就聊起了他的大儿子，他现在在上大学，是橄榄球队队员。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他自己的情况，却一无所获。他只爱谈论他的儿子：他会是个人物的（一个运动员，一位作家，一名音乐家……鬼才知道是什么）！我对他儿子不感兴趣，从他的谈话中我惟一的收获就是他，阿瑟·雷蒙德已经完全失去活力了，他活在对儿子的厚望之中。这可怜的人。我恨不得早点儿摆脱他。
“你得过来看看我们，”（他想握住我的手）“让我们一起好好叙叙旧。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聊天！”
“你现在住哪儿？”他攥着我的胳膊，又问。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胡乱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心想，下次我们见面可能是在阴间了。
当我走开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对我这些年来都干些什么毫无兴趣。他知道我出过国，写过几本书。“你知道，我看过你的书，”他曾经说过。而后他莫名其妙地笑了，好像是说，“但我了解你，你这个老流氓……你骗不了我！”我很可能会回答说：“是的，我也十分了解你，我知道你被人骗过。”
如果我们互相讲述自己的经历，谈话会是相当愉快的。我们也许能比以前更了解对方。如果他给我机会，我也许会指出他虽然没取得成功，但在我心目中他还是我崇拜过的那个前程远大的年轻人。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俩都是背叛者，而且我们都曾经奋斗过，为了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在沿河路做邻居之后，我也有好久没见过克伦斯基了。一次听说头部受伤扰乱了他的整个生活，脑子里老是胡思乱想，不太正常。后来我们又在纽约见面了，并兴奋地交谈起来。他听说我在国外结识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我提到几个，他对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熟悉。他很奇怪我居然会认识他们，而且和他们成了朋友。他开始纳闷，几年不见，他是否要对他的老朋友亨利·米勒刮目相看了。
见了几次面之后，我意识到他一直心存疑惑。他不能接受我懂精神分析这一事实，他想得到证实。“你现在在纽约干什么工作？”他问。我的回答是事实上我无所事事。
“你没写东西？”
“没有。”
沉默了许久，他终于说出要我做一次实验，一个伟大的实验，让我来做。详情细节他会解释清楚的。
说白了就是他想拿他的几个病人做实验（我得说是他原来的病人，因为他已经不给人看病了）。他肯定我能跟别人一样干得好，也许还会更棒。“我不会告诉他们说你是作家，”他说，“你过去是名作家，但你去欧洲之后就成了名精神分析学家。这样说如何？”
我笑了。乍听起来倒也不坏，事实上，我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天。我欣然接受了他这种说法。“那么就这样定了，明天下午四点钟，我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个病人。”
不久我就有了七八个病人。他们好像对我的工作很是满意，至少他们是这么对克伦斯基大夫说的。他当然希望如此，他还认为自己也可以当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为什么不能呢？我得承认我没有理由反对。任何一个有魅力、有头脑、有理智的人都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早在玛丽·贝克·埃迪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之前就有许多位用宗教迷信方式给人治病的人。常识也能帮人治病。
“不过，要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我说，并不想让它成为一个严肃的话题，“你知道，一个人首先得分析一下自己。”
“那你呢？”他问。
我假装说我已经被分析过了。我告诉他是奥托·朗克给我分析的。“你从未给我讲过。”他说，又被我吸引住了。他特别崇拜奥托·朗克。
“那要花多长的时间？”他问。
“大约三个月。我猜你知道吧，朗克不相信精神分析的时间需要拖得太长。”
“那倒是真的。”他说着，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问道：“分析一下我如何？我是很严肃的。我知道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但也一样可以分析吧？”
“是的，”我慢慢说道，“也许我们甚至可以验证一下你那愚蠢的偏见。毕竟，弗洛伊德还分析过朗克，对不对？”（这是个谎言，因为朗克从未被分析过，即使是被弗洛伊德。）
“那么明天吧，上午十点钟！”
“好的，”我说，“你必须守时。我按小时收费。一次一小时。如果你不按时来，那就是你自己的损失……”
“你要收费？”他问，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我神志不清似的。
“当然！你很清楚病人接受精神分析是要付钱的，这很重要。”
“但我不是病人！”他喊道，“天哪，我是在帮你的忙！”
“那随便你吧，”我镇定自若地说，“如果你能找着别人，不收费给你分析的话，那最好不过。我只收你最基本的费用，就是你让你自己的病人交的费用。”
“听着，”他说，“你太狂了。别忘了，毕竟是我让你开这一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