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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那玩意儿时，他还在找房子。所有房子的天窗都敞开着，里边传来呼噜呼噜的打鼾声，此起彼伏，这保准是贪吃成性的人发出的。当我返回来又开始搞这种严格的体能训练时，我那玩意儿就好似暗褐色的橡皮棍制的，木木的没有感觉，更要命的是我已无精可泄，要是现在玩起来，无非就是受点儿擦伤，要么是赶着鸭子上架，挤出一滴脓来。使我惊讶的是，它还是像藤条一样坚挺如初；它已全然失去了性器具的面目，看起来犹如杂货店里那不值一文的机械玩意儿，像一个没挂诱饵的鲜亮的钓鱼具，样子十分恶心。玛勒鳗鱼似的摇摆着身子，她不再是个性欲旺盛的女人，甚至都不算是个女人，只不过是一团挣扎扭动得难以名状的轮廓，就像透过凸透镜在波澜汹涌的海水里看到的一个刚刚被串到钩子上的诱饵。
我对她那扭动摇摆的风骚劲儿早已提不起兴趣。我心里极为冷静，觉得与她天各一方。这种性交就是一份长时间无法投递的电报，上边提到的人你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现在盼的是玩得没有尽兴就出其不意地射出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流进她那死咽活气的子宫。
临近拂晓，这是东方标准时间。她脸上柔情万种，温顺有加，看来就要交欢了。只是在另一方面，她的面孔经历了早期子宫生活的一切变化，脸上的活力如同一个被戳破的气球一下子就瘪了气，眼睛和鼻孔像烤熟的橡果在微微起皱的白净皮肤上冒着气。我撇开她，一下子就昏睡过去，一直睡到傍晚有人敲门才醒，接着便精神饱满地擦了把脸。我朝窗外望去，灰褐色的鸽子点缀着罗星棋布的柏油屋顶，海边传来惊涛骇浪声，形成一种煎锅的钢皮被狂敲乱击的交响曲，这声音在这细雨的一百三十九摄氏度的天气里渐渐地平息下来。
这旅馆犹如一只沼泽地里行将死亡的肥嘟嘟的苍蝇，在人迹罕至的松林深处发出心满意足的嗡嗡声。歇业期间，走廊的周围更是一片萧条冷落。左边那一片豪华区全都用木板封得死死的，这就如同沿海滨的石板路搭建的那些高大的更衣处，一到淡季就自动关闭了。在这数不清的长条木板和夹缝中穿行，人非要憋死不可。而右边这一片不足称道的地带已被杵捶捣得一片狼藉，这是某个极端狂热的家伙想竭力证明他这个临时工的存在而干的好事。我脚下泥泞不堪，滑溜溜地要摔跤，好像一群套着枷锁的黑人妇女摇摇晃晃，一进三退地费上一整天才来到盥洗室。门大敞开着，里边有很多水乡美女，长得奇形怪状的，她们用玻璃丝和碎布条织成的细窄细窄的渔网紧紧裹住肥胖晃悠的乳房，惟一值得称道的红润的脸色也慢慢褪去，乳房是因甲状腺肿而变得又肥又大。这种流行病很快就会过去，海水不会恢复那富丽堂皇、高雅端庄、气势逼人的神态。
我们大踏步地走到脏兮兮的沙丘凹处。这里紧挨着一堆散发着恶臭味的海藻，海藻的上风处铺有一条碎石子路。代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精英们在漫步而行，我们耳中传来他们那熟悉而又抚慰人心的说话声，但不时又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吐痰、放屁声，这些声音混淆在一起让人觉得很有趣。夕阳西下，但没有了往常那种辉煌美景，就像好看的煎蛋卷上抹了许多鼻涕和粘痰，让人顿生厌恶之感。性交是爱情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比如杂货店里租卖的东西，袖珍版的内芯才最实用。我脱了鞋子从容不迫地把自己的大拇趾塞进玛勒两腿叉处。她的头冲南，而我的头冲北，我们各自把手交叉起来，头枕在手上，身体懒洋洋的，像浮在贮油池中的两条长长的树枝，舒服自在地玩着。我冷不丁地想着自己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游客，可能就要假想自己已被从一幅画中剔除出去，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总督的扈从那种凶暴的结局，这部作品根本没有吃透透视构图的精神。我们那可怜的疲惫样儿足以当做流浪汉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我们快要成为废墟了。
我们交欢起来毫无章法可言，就像子弹打在腱子肉上，急促而杂乱地发出沉闷的撞击声。我们没有说话，夜晚给这个场面覆上一层诗意的色彩，就如给堕落的美貌女子体内注射了一针毒剂。汉娜会在这钢琴后面找到自己的那副假牙的；弗洛莉要拿一把生锈的开罐刀去放别人的血。
我们身上沾着泥沙，跟刚贴上的糊墙纸那么紧。附近还有几家工厂和医院，它们把用过的化学药品倒了出来，把粗毛交织物浸泡在处理液中，把人身上没用的器官（我们心疼地把它称为盲肠）处理掉，就这样让它们慢慢地腐烂，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感觉到沁人心脾的芳香。德国多瑙河种的小猎狗因即将分娩，在梦乡中暂时处于半麻醉状态。
我一回到城里，莫德就非常含蓄地问我假日过得是否愉快。她说我看起来形容枯槁。她又说有个女修道院的老朋友邀请自己到乡下家里住上几天，她正想着要度几天假呢。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欣然同意了。
过了两天，我送她和孩子去车站。她问我想不想陪她娘俩坐上几站。我心里十分明白，这没有理由拒绝，况且她也许有要事相告呢。我登上火车，跟她们谈些鸡毛蒜皮的事，老是
纳闷她多会儿能吐露真言呢，火车离乡下还有一段路程，她还是没说，我只好下了车与她们挥别。“跟爸爸说再见，”她催促着孩子，“你几周内再也见不上他了。”再见！再见！我诚心诚意地挥挥手，这跟任何一个土里土气的父亲送妻别子有什么两样呢？她说过要呆几周的，这真是太棒了。我在站台上踱着步子等着火车启动，静静地想着她走后我要做的一切。玛勒会高兴的，我们可以一连几星期大过风流瘾，这可就像度秘密的蜜月呀。
第二天，我耳朵疼起来了。我给玛勒挂电话，务必请她到大夫的诊所与我会面，这个大夫是我老婆的一个凶猛残忍的朋友。有一次，他就用古代的刑器差点要了一个小孩的命，现在可轮到我了。我让玛勒坐在靠近公园门口的凳子上等着我。
大夫看到我似乎很高兴，他在进行器械消毒的当儿同我瞎聊了半天文学的事。然后他试了试通电的玻璃罩，这个东西看起来像透明的心脏，这本来是作分离催化器用的，可一到他手里，却成了残忍的吸人血的新玩意儿。
那么多的庸医都看过我的耳朵，搞得我成老病号了。每治一次，耳朵都要疼得钻心，就是说，这块坏死的骨头在一点一点地侵蚀着脑子，最后会连成一大片。耳乳突如同一匹野马杀将出来，耳朵里老是有木槌和锯子的尖亮的声音，像开音乐会似的，这样，我就像个半身不遂的疯子，扭着个半边脸被人送回家。“你可不能再用这只耳朵了，能保证吗？”他也不提个醒，就把一根通高压的电线接到我脑门上。
“不，根本不行的。”我疼得差点儿从座位上滑下来。“哦，这无伤大体。”说着，他把玩着模样怪难看的鱼钩。
手术就这样进行着。每次治耳朵，一次比一次痛苦，直到我疼得真想把他踢个稀巴烂，他才作罢。耳朵里还插着通电的小罩子，这是要冲洗耳道，把残留的脓吸出来，然后就没事了，我就可以如脱缰的野马一样自由了。
“你这耳朵挺麻烦的，”他点了根烟，跟我卖关子，“我自己可不想把这病治糟。要是疼得厉害，最好让我动手术。”
我渐渐安下心来，让他给我冲洗。他塞进喷嘴，然后打开开关，我好像感觉到他在往我脑子里灌氢氟酸。脓出来了，还带着几丝血。我疼得要死。
“真有这么疼吗？”看到我疼得面如纸灰，他惊叫起来。
“比上次还疼，”我说，“你要不赶紧做完，我就要疼死了。我情愿长出三个乳突看起来像个疯子都行啊。”
他拨出喷嘴，上边沾有耳屎、小脑、肾以及尾骨的骨髓。
“效果不错，”我说，“我多会儿再来？”
他觉得明天来最好，想看看我恢复得怎么样。玛勒看到我吓了一跳，她想马上带我回家，好好地侍候一番。我累得筋疲力尽，不想让人给我添乱，就匆匆地与她道别，“明天见！”
我像个醉汉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倒在沙发床上就呼呼地睡死了。等我醒来，已是黎明时分，我感觉非常好，就起床去公园里溜达溜达。这些天鹅也醒来了，它们可是没有耳突呀。
我的耳疼一减轻，即使我身无分文，不交朋友，没有鸿鹄之志，生活似乎还是挺美好的。能舒畅地呼吸，能平安无事地行走，我就心满意足了。天鹅、树木甚至汽车在我眼里也是美丽的东西。生活在四轮滑冰